大地之书：鸡西记

作者：高翠萍

一、最初的人间

若要寻找这片土地最早的心跳，你必须弯下腰来。

在兴凯湖北岸，一条狭长的湖岗如脊梁般隆起，隔开了大湖的浩渺与小湖的静谧。

考古学家的手铲，像是在拨开岁月的眼睑。随着一层丰厚的黑色腐殖土被轻轻揭去，沉睡了七千年的光阴终于在沙层间呼吸起来。最先惊醒的是夹砂褐陶的碎片，镌刻着时代的温度。

再深处，是打磨得圆润如玉的石斧，是闪烁着光的鱼骨钩，还有曾穿透北国风雪的兽骨箭簇。它们紧贴着大地，带着一种超越时间的耐心与肃穆。

这些器物安静地卧在沙土的怀抱里，好像昨日才被猎人随手放下，只为在这段漫长的寂静中，等一双属于后来者的手，去重新触摸、渔猎文明跳动的脉搏。

考古学者将手掌覆在那枚石斧之上——石面冰凉、粗粝，指腹能感受到远古匠人用砺石反复研磨留下的细密纹路。那些纹路比指纹还要精细，一道一道，刻录着六千八百年前一个无名匠人的专注和耐性。他蹲在湖边的卵石滩上，捡起一块质地坚硬的石料，用另一块砺石沾了水，一下一下地磨。磨石与石料相触时发出沙沙的声响，混着湖浪拍岸的节拍。他抬起头，看了一眼远处浩渺的湖面——兴凯湖在黄昏和此刻并无两样，水天一色，鸥鸟低掠——然后他低下头，继续磨。等石斧的刃口终于闪出一道冷光的时候，天色已暗。他站起身，试着将石斧高高举过头顶，用力劈下——一截桦木应声裂开，木屑飞溅，混着树脂的苦香。

七千年前——不，更精确地说，经二〇二五年第二次碳14测定并结合树轮校正，是距今约六千八百年——一双与你我并无不同的手曾握住这把石斧，劈开柴薪，刨开冻土，在兴凯湖畔建造起最初的家园。

是肃慎人的家园。

这个古老的族群，是满族人最早的先祖，也是鸡西大地上有据可考的第一批定居者。《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了一则关于“肃慎之矢”的典故——一只隼鸟身中石砮楛矢坠落于陈国宫廷，孔子辨认出那是来自遥远东北的肃慎人的贡品。孔子的声音穿过两千五百年的光阴，依然清晰：“肃慎氏之矢也。”那支石箭，穿越了数千里的山河和数千年的光阴，在史籍中为这个族群保留了一个小小的注脚。而在鸡西的土地上，肃慎人留下的印记要丰厚得多：新开流遗址出土的每一件器物，都像一个被封存的句子，拼凑起来便是一篇关于渔猎、关于生存、关于人与湖水之间最原初关系的长文。

二〇一九年，新开流文化遗址正式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不是一纸公文那么简单——它意味着一段被泥土掩埋了近七千年的记忆，终于获得了国家级的确认与守护。

六千八百年。试着将这个数字放在舌尖上咀嚼：彼时尚无文字，没有城郭，黄河流域的先民们还在仰韶的窑洞里烧制彩陶，良渚的稻田尚未开垦，殷墟的甲骨还埋在未来的地层里。而在中国版图的最东端，兴凯湖畔的肃慎人已经创造了一种足以让后人惊叹的渔猎文明。

遗址总面积约二点四万平方米，东西长三百米，南北宽八十米，呈一个规整的长方形，分布在那道高出湖面的沙质岗地上。站在遗址的西端向东望去，蒿草在风中齐刷刷地偏向一侧，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翻阅一本被时间压平的书。整个遗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西贮东居”功能分区——西边贮藏，东边居住。

一九七二年首次发掘，共出土两千多件完整文物，涵盖石器、陶器、骨角牙器三大类。两千多件。石器以磨制为主，有石镞、石刀等狩猎工具。那些石镞打磨得极为精细，三角形的镞身两侧对称收束为锐利的锋尖——用指腹轻轻一触，六千八百年之后的皮肤依然能感受到凉意和刺痛。

谁磨制了它？在怎样的光线下？他磨石镞的时候在想什么？是明天的狩猎，还是家中等待的妻儿？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但石镞锋刃上那精确到毫米的对称，无声地回答了另一个问题：远古并不粗陋，蛮荒自有其精微。

陶器多为夹砂褐陶，器型简洁，但表面的纹饰让人驻足良久。鱼鳞纹、网纹、波纹——全是渔猎主题。那些纹饰并非随意刻划，而是用细小的工具一笔一笔压印出来的，排列规整，疏密有致。

有人说，当一个族群把自己的生存方式刻在日常器皿上的时候，那就不仅是装饰，而是一种关于身份的宣言。

肃慎人的陶器在说：我们是湖的孩子，水的后人。每道波纹都是兴凯湖的倒影，每一片鱼鳞纹都是对渔获的感恩与祈祷。

然而，所有出土文物中最令人屏息的，是一件骨雕鹰首。

这件小小的雕刻品不过拇指大小，却线条流畅、造型生动——鹰目圆睁，瞳仁微凸，喙部弯钩如新月，脖颈处的羽纹一丝一缕清晰可辨。它不是写实的摹刻，而是一种带着崇拜意味的提炼：删去一切多余的细节，只留下力量、速度和高远。考古学家认为，这很可能就是肃慎人图腾“海东青”的早期形态——那只在此后数千年间反复出现在东北民族神话和宫廷猎礼中的神鹰。

这便是新开流文明——比甲骨文更古老的一部“大地之书”的第一页。

作为黑龙江流域最早、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新开流文化开创了黑龙江肃慎渔猎文化的先河，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来自东北边陲的一块不可或缺的拼图。它不仅为研究中国北方民族起源、渔猎经济发展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资料，也见证了远古先民在高寒地区的生存智慧与文明成就。

鱼鳞纹的陶片、磨制精细的石镞、以及那只圆睁双目的骨雕鹰首，跨越了将近七千年的时光，至今仍在讲述着一个古老而清晰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文明从未缺席。

此后，历史的潮汐在这片土地上反复涨落。

肃慎人之后是挹娄，挹娄之后是勿吉，勿吉之后是靺鞨，靺鞨之后是女真，女真最终演变为满族——一条绵延数千年的民族谱系，根系深深扎入鸡西的黑土之中。战国时燕国的辽东郡、唐代大祚荣建立的渤海国、明代的奴尔干都司、清代的宁古塔将军辖区……一个又一个行政名号像水面上的倒影，随着王朝的兴衰而明灭不定。

但倒影终归只是倒影，风一吹就碎。真正刻入大地的，是城墙。

鸡西地区现存古城遗址共十处，绝大多数为金代所建或金代沿用。十座城池，散布在穆棱河流域的平原与丘陵之间，像十枚被盖在大地上的印章，无声地宣告着八百多年前金朝对这片疆土的有效管辖。它们有的是地方政权的治所——小城山古城、向阳古城、金城古城、临河古城，承担行政管控职能，是一方水土的中枢与命脉；有的是扼守要道的军事堡垒——大锅盔山山城、小四平山山城、大珠山山城、承紫河山城和安兴平原防御城，以刀枪和城墙守护着边疆的安宁。它们共同构成了金代东北边疆的防御体系与行政网络。

让我们走近其中几座。

恒山区柳毛乡的小四平山城址，坐落在小四平山的山顶。北面是陡峭的悬壁，往下看令人目眩；西面接着一道缓坡，长满了蒿草和矮灌木。西南和西部地势较缓处，先民们用石块一块一块地堆筑起一道一百二十一米长的石墙，石缝间灌满了冻土和碎砾，残高至今仍有约一米。城墙周长六百六十米，围出大约一万平方米的空间——相当于一个半足球场大小。城内西部有一眼枯井，那口井或许在数百年间为守城者提供了活下去的最基本条件：水。东部和北部则密密麻麻地分布着约七十个穴居坑——那些深浅不一的坑穴，便是当年一户户人家的“房子”。试着想象：数十户人家栖身在山顶的穴坑之中，头顶是浩瀚的星空和呼啸的朔风，脚下是自汉魏时期就已夯实的泥土。他们在坑穴里生火、煮饭、哄孩子入睡，度过漫长的冬夜。城内地表遍布渤海和辽金时期的陶片，还出土了陶钵、石磨、石臼、石刀。考古学家考证，这座山城始建于汉魏时期，是北沃沮人的居所，此后渤海国和辽金时期继续沿用。也就是说，它被人类连续使用了上千年——一座山顶上的小小城邦，承载了多少代人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如今它是黑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沉默地矗立在穆棱河畔的丘陵之上，风化的夯土层间偶尔露出一截碎陶，像大地不经意间翻出的一页旧日记。

鸡东县永安镇的锅盔山城址，是十座古城中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它坐落在穆棱河左岸，城址平面呈马蹄形，依山势修筑，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城墙周长一千三百三十二点六米——这个精确到零点六米的数字，是考古工作者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每一步都踩在八百年前的夯土之上。城墙残高仍有两米多，如果你伸出手臂，指尖勉强能够到墙头。城门设于东南斜坡最低处，这是一个精妙的设计：守军居高临下，攻城者却要仰攻上坡，每一步都暴露在城头弓弩的射程之内。城墙上分布着十三座不等距离的马面和角楼——那些突出墙体的方形台基，使得守军可以从侧面射击攀城者，构成交叉火力网，让城下变成一片死地。城内出土了铜印、陶片、铁釜沿残片和磨制石器。

二〇一九年，锅盔山城址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新开流遗址一同获得了国家级的庇护。它是金代东北边疆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座用夯土和石块铸就的军事杰作，以其恢宏的规模和精密的布局，印证着女真民族在军事建筑上的卓越智慧。

鸡东县向阳镇的向阳古城城址，面积更大——约十二万平方米，是锅盔山城址的十倍。北部和西部城墙保存完好，采用板夹夯筑工艺，夯层清晰可辨——一层夯土一层碎石，像千层饼一样紧密叠压。城内出土了陶片、板瓦、泥质陶器、宋代钱币、银器、铜碗。银器和铜碗——请注意这两个词——它们暗示着这座城池曾经拥有相当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品位。考古学家推测，向阳古城始建于渤海时期，辽金时期继续沿用，极有可能是渤海国东平府的府址。如果这一推断成立，那么向阳古城便是鸡西境内等级最高的古代城池——一座曾经管辖着方圆数百里疆域的行政中心。那些宋代钱币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它们从开封的市坊中流出，经由漫长的贸易通道，辗转万里，最终落入完达山下一座边城的钱柜之中。一枚铜钱的旅程，便是一条丝绸之路的缩影。

城子河区长青乡的小城山城址，因金代古城遗址小城山下的城子河而得名——城子河区的名字本身，就来自这座古城。城墙周长约八百米，四角设有角楼，北墙设有马面，东西城墙中部各有一座宽约四米的城门。城内出土了陶片、板瓦、瓦当、石球、铁刀、铁箭头和宋代铜钱。专家考证，这是一座金代平原猛安谋克城——“猛安谋克”是女真人特有的军事与行政合一的组织制度，亦兵亦农，战时为兵、闲时种田。小城山城址是研究这一独特制度的重要实物遗存。站在城址上环顾四周，穆棱河在北面静静流过，远处的平原上如今是整齐的稻田和村舍。八百年前的同一片土地上，女真人的战马在城外列阵操练，蹄声如雷；城内的妇人在织布、酿酒、教孩子背诵祖先的歌谣。

十座城池，还有密山市三梭通乡的临河城址——金代地方治所，出土过铁刀、铁梳子、铜锅和宋代铜钱，城西北角有一处瞭望台遗址；密山市承紫河乡的承紫河城址——当地百姓俗称“小城子”，金代小型军事戍堡，城内发现了铁箭头；恒山区柳毛乡的半拉城子城址——辽金时期的平原城，总面积约十六点五万平方米，因长期耕种，城墙大部分被农田覆盖，只有西城墙仍残存三百二十米长、最高处两米的夯土墙体；密山市兴凯镇的大珠山城址——修筑在山顶的军事防御山城，周长约八百米，扼守着周边的交通要道；虎林市安兴农场的安兴城址——地处乌苏里江左岸，城墙呈拱门形，城外设有三道或两道不等的界壕构成多重防御体系，城内出土了夹砂红褐陶、铁刀、铁鱼钩和长形网坠，城址东侧有一片野生荷花盛开的水面，当地人叫它“荷花泡”；鸡东县平阳镇的平阳金城城址——坐落在开阔的稻田之中，周长约一千米，是当年区域内的行政、经济与文化中心。

从山顶到平原，从穆棱河畔到乌苏里江左岸，十座古城勾勒出一张完整的行政与军事版图。它们告诉我们：在八百多年前的金朝时代，鸡西不是蛮荒之地，而是一个有着严密行政管辖、精密军事防御、繁忙经济活动的边疆重镇。城墙会坍塌，夯土会风化，但大地记住了一切。

如果说古城遗址是盖在大地上的印章，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印章——那些方寸之间刻满九叠篆文的铜质官印——则是从泥土深处递来的权力凭证。

鸡西地区先后出土了八枚金代官印。八枚。在全国地级市中，这个数量极为罕见，其等级之高、类型之全、覆盖之广，构成了一部微缩的金代地方行政史。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其中一枚。

一九七七年的某一天，鸡东县综合乡四排村，一户人家在院子里打井。铁锹掘入泥土，碰到了坚硬的东西。不是石头——声音不对。男人弯腰捡起来，在裤腿上蹭掉泥巴，摊开手掌一看：一块方方正正的铜疙瘩，沉甸甸的，上面刻满了弯弯绕绕的花纹。他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看不懂。他又掘了几下，又翻出一块。两块铜疙瘩，就这样从一口普通的水井里，穿越了七百五十年的时光，重见天日。

那两枚“铜疙瘩”后来被送到了黑龙江省博物馆。专家鉴定后认定：一枚是“胡里改路之印”，国家一级文物；另一枚是“上京路副统露字号印”。“胡里改路之印”呈方形，边长六点七厘米——大约一个成年人手掌的宽度——通高四点七厘米，铜质，梯形纽。翻过来看印面，朱文九叠篆“胡里改路之印”六个字盘曲缠绕，笔画层层折叠，如同一团凝固的火焰。纽顶刻着一个“上”字，指示盖印时的方向。印背右侧凿着楷体“贞祐五年二月”，左侧刻“行六部造”。贞祐五年，即公元一二一七年。那一年，蒙古铁骑正在金朝的疆域上纵横驰突，国运已如风中残烛。就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朝廷仍然在为东北边疆的行政机构铸造官印——这既是一种制度的惯性，更是一种不肯放弃的意志：只要官印还在，建制就在；建制在，国土就在。那枚铜印穿越了八百年的战乱、迁徙、焚烧和掩埋，被一个打井的村民偶然翻出。如今它静静地躺在省博物馆的展柜中，隔着玻璃，你仍能看到印面篆文的凹槽里残留着微量的朱砂——那是八百年前某一次盖印时留下的痕迹。谁的手曾握住这枚印？他在什么样的文书上按下它？按印的那一刻，他听到了蒙古骑兵的马蹄声了吗？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但那一抹朱砂的红，穿过了近千年的时光，依然带着一丝隐约的体温。

与它同时出土的“上京路副统露字号印”，印背凿刻“贞祐四年正月”——比“胡里改路之印”早了整整一年。两枚印为何埋在同一个地方？是某位官员在兵败撤离时匆忙掩埋的吗？还是在某次城池陷落时被仓皇丢弃的？七百五十年后，它们在同一口水井里重逢——两枚印章的相遇，仿佛两位失散的同僚在地下的黑暗中默默等了彼此几百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鸡西市文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在市废旧物品回收公司拣选废铜时，意外发现了“主奏司郎中印”——一枚差点被当作废铜熔掉的国宝。边长七点二厘米，是八枚印中最大的一枚，印面朱文九叠篆铸纹深厚，边框宽约零点四厘米。它不知经历了怎样的辗转：从金代某位司法官员的案头，到元明清数百年的沉埋，再到被某个不知情的人当作废铜卖给了回收站——而命运安排了一位文物工作者的手，在一堆废铜烂铁中把它捡了出来。一枚官印的流浪史，也是一个文明在动荡中自我保全的隐喻。

八枚铜印，涵盖了行政类、军事类和司法类，完整覆盖了金代地方政权的三大系统。它们与十座古城遗址互为印证，共同构建起了一部鸡西金代史的实物档案——有力地证明了一个无需多言的事实：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历史的车轮碾过金代的城垣，又碾过元朝的征伐和明代的边墙，终于驶入了清朝。

清代，今鸡西市大部分区域归宁古塔副都统管辖，仅虎林市西北部分属三姓副都统辖区。因大量满族人随清军入关，朝廷将包括鸡西在内的东北大片区域划为“龙兴之地”，严禁汉人进入。这道禁令，如同一扇沉重的铁门，将鸡西与中原世界隔绝了长达两百余年。加之此地山高林密、沼泽密布，水路交通艰险难行，直至十九世纪中期，除乌苏里江沿岸虎头一带有赫哲族世代渔猎之外，鸡西地区仍然人烟稀少、榛莽丛生。穆棱河照常流淌，兴凯湖的候鸟照常来去，完达山的红松和白桦照常在风中发出呜咽的长啸——大地在等待。它等了两百年。

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乌苏里江一夜之间成为界江，兴凯湖成为界湖。今虎林、密山、鸡东三县（市）及恒山、梨树两区，自此成为中俄边境地区。边境防务与土地开发，一夜之间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空旷的国境线上如果没有人烟，就等于向对岸敞开了大门。

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一个叫吴大澂的人走进了鸡西的历史。他受命协助吉林将军铭安督办宁古塔、三姓、珲春等东陲边务，力主八个字：“募民垦荒，实边固防。”这八个字听起来简洁，字字千钧——不募民，边疆空虚；不垦荒，土地荒芜；不实边，国防虚设；不固防，疆土随时可能沦丧。五年后的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吴大澂出任勘界大臣，亲赴边境实地踏勘。他在冰天雪地中跋涉于兴凯湖畔和乌苏里江沿岸，据理力争，最终签订《重勘珲春东界约记》并重立界碑，保障了中俄此段边界的长期稳定。

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穆棱河招垦分局在今密山市当壁镇设蜂蜜山荒务总局，又在今虎林市虎头镇设山海税务局，兼理民务与放荒事宜。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蜂蜜山地区全面放垦。吴大澂设立穆棱河招垦局，招募垦民开垦穆棱河流域。他不是那种坐在衙门里签发文书的官员——他亲躬调研，为垦民建房、贷放耕牛、建粮仓备荒，还派新编军队驻防屯垦，平息边患，保护垦民的生产生活。

垦民们来了。

他们从关内千里迢迢赶来，从辽宁、吉林一带辗转而至。拖家带口，推着独轮车，扛着铁锹和镐头。车上堆着被褥、铁锅、几袋种子，车辕上拴着一只母鸡，鸡笼在颠簸中咯咯作响。

穆棱河两岸的黑土地令人震惊的肥沃。一锹下去，翻出的泥土黝黑发亮，油润得仿佛可以攥出油来。垦民们蹲在地头，捻起一把泥土放在鼻子底下闻——那是一种带着腐殖质和潮湿的芬芳，是千万年来枯叶、朽木和草根在黑暗中缓慢发酵而成的香气。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鸡西地区设密山府，加大放荒力度，关内及辽宁、吉林一带的汉族垦民络绎不绝。至中华民国成立前，鸡西地区的垦荒移民已达十万人以上，彻底改变了当地荒芜了两百年的面貌，奠定了鸡西地区近现代开发与发展的基础。

两百年的封禁，终于被十万双粗糙的手和十万把磨亮的锹镐所打破。大地等来了它的耕作者。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离开。

可以说，鸡西的历史从不曾“开始”——因为它从未中断。

二、山河的骨骼

打开鸡西的地图，指尖划过那起伏的色块，你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而是一个被山河深情揽入怀中的世界。

东面，完达山脉以其苍莽的脊背，构成了这座城市最坚实的依靠。作为小兴安岭的余脉，它在绵延不绝，透着一种东北汉子般的厚重与沉稳。

在完达山的余脉中，散落着几颗璀璨的明珠。鸡冠山，鸡西的“母亲山”，海拔434米，因形似公鸡红冠而得名。登临顶端的仿辽式鸡冠楼，俯瞰全城，山脚下的烈士陵园与抗联烽火的记忆，让这里的风带上了一丝肃穆。而神顶峰则有着“东极第一峰”的豪迈，它是完达山那丹哈达拉岭的主峰。夏至时分，若你愿意在凌晨两点半守候，能在那片海拔831米的云海之上，捕捉到全中国最早的一抹曙光——那是太阳喷薄而出的雷霆万钧。

穆棱河自西向东，如同一条不知疲倦的银色动脉，横贯鸡西的腹地。它串联起鸡冠、恒山、梨树、滴道、城子河、麻山，每一处河湾都倒映着城市的灯火或农家的烟火。

流经鸡东县时，它的性格变得温婉而慷慨。二百六十条支流——黄泥河、大石头河、半截河、哈达河、锅盔河，这些名字听起来土气、朴素，像极了田间老农随口唤起的小名，却各自守着一方水土，滋养着流域内的万亩良田。

滴道区的老辈人常自豪地念叨：“三山三水元宝地”。青龙山、四平山、峰焕山三足鼎立，穆棱河、牤牛河、滴道河银链相串。这种自得的口吻里，藏着一种世代农人才有的对土地的体己之情。如今，在穆棱河公园漫步，全长117米的百人百米铜雕群塑，将肃慎文化、闯关东的艰辛与北大荒的豪情凝固在金属的质感中，指尖触碰那冰冷的铜像，仿佛能听见历史隆隆的余响。

然而，鸡西最令人屏息的地理奇观，始终在它的东部和南部。

兴凯湖。中俄界湖。亚洲最大的淡水界湖。当你第一次站在大兴凯湖的岸边，感官会瞬间被一种错觉击中——这真的是湖吗？

湖面辽阔得望不到边际，水天一色处，只有模糊的虚线。浪涛拍岸的声响雄浑而有节奏，那是大海才有的呼吸声。风从湖心吹来，带着清冽的水腥气和芦苇的清香，吹得人微醺，吹得人睁不开眼。

地质学上的解释是冰冷的：亿万年前的火山喷发与板块碰撞。但大自然留下的造物却是温情的。一条九十八公里长的天然湖岗，如同一柄玉梭，将湖水分隔为北面的纤细秀雅（小兴凯湖）与南面的横无际涯（大兴凯湖）。

每逢四月，兴凯湖会上演一场名为“武开湖”的雷霆歌剧。南风猛烈一吹，千里冰封的湖面崩裂，巨大的冰排犬牙交错，相互撞击着冲向岸边，轰鸣声数里可闻。到了五月，湖岗上成片的百年山杏绽放，“十里杏花”宛如粉白色的云团漂浮在两水之间。

再向东，是乌苏里江与松阿察河。

这条江被联合国认定为未被污染的江河，水质清冽透明。在虎头，你可以看到那座历经战火而不倒的关帝庙，木质抬梁、重飞翘角，默默注视着大江东去。这里的江心，赫哲族的老渔民依然在撒网。网起的那一刻，水花四溅，跳跃的是大马哈鱼和“三花五罗十八子”，那是界江对勤劳子民最慷慨的馈赠。

江中那座状如元宝的珍宝岛，在乌苏里江的环抱下显得宁静而神秘。岛上的塔头墩沼泽与茂密的植被，是水鸟与鱼类的天堂。这不仅是一个地理标志，更是一个民族的尊严与守望。

鸡西的骨骼间，还填充着被称为“生物多样性宝库”的大片湿地。

兴凯湖湿地,22万公顷的广袤空间，是东北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每年200万只候鸟在此起落，振翅声如雷。

珍宝岛与东方红湿地,这里是“活体生态实验室”，森林、河流、泡沼交织。在这里，东北虎的脚印可能就在不远处的密林里，原麝在晨雾中若隐若现。

这些湿地像是一块块“蓄水海绵”，在季节的变换中调节着大地的呼吸。从新开流文化的远古回响，到北大荒书法长廊里墨香浓郁的碑刻，从百年八角戏楼的榫卯结构，到现代文化广场上的图腾柱，鸡西的山河骨骼，承载着自然的伟力，铭刻着人类文明在此生生不息的印记。

这便是鸡西，完达山为骨，兴凯湖为血，七千年长歌不绝。

三、黑色的脊梁

鸡西“因煤而建，依煤而兴”。

鸡西的矿业史，是从指缝间的冰凉与粗粝开始的。一九〇六年，鱼亮沟的冻土下翻出了第一块黑色的石头，是远古森林被亿万年高温高压禁锢出的“固态光阴”。从那时起，恒山的密西煤矿、滴道的深邃巷道，便成了这座城市命运的起点。

走进如今的巷道，空气里依然弥漫着煤尘与岩粉混合的干燥气味，那是一种带着硫化物辛辣的、工业特有的气息。

矿灯的一束光在无尽的黑暗中劈开数米，照见一代代矿工的脸——那是一张张永远覆着薄灰、洗不净煤晕的脸。汗水流过，在额头和两腮冲刷出浅色的沟壑，像极了大地的纹路。

那些煤块曾是共和国最艰难岁月里的心脏。十多亿吨原煤，从鸡西的井口喷涌而出，填进了机车的锅炉、发电厂的巨肺。

是一场关于热能的接力，鸡西人用脊梁撑起了共和国工业的黎明。

历史在这里留下了骄傲的刻度：一九五〇年，新中国第一对自行设计的现代化立井在小恒山破土，是挺直了腰杆的民族工业。一九九〇年，重达三千五百吨、高四十多米的排矸井塔在那场震惊业界的“整体平移”中，以每分钟十厘米的速度优雅前行，那不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鸡西人“敢同天地斗”的硬骨头性格。

煤堆里有汗水，还有浪漫与歌声。

一九四七年的恒山煤矿，诞生了全国第一所煤矿工人学校——东北工人学校。陈郁、李立三，这些响亮的名字都曾在这里驻足。与此同时，一群满面煤灰的年轻人，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组成了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前身。

他们穿着工装，深入井下，在逼仄的采煤面上演秧歌剧《铁炼成钢》。当矿工们看着剧里改造“二流子”的故事时，掌声混合着粗糙的煤屑在空气中震荡。这种扎根于黑土地深处的文艺，是如此真实，如此充满力量。甚至在抗美援朝的硝烟里，鸡西矿工们倾其所有，捐献出了那架傲然苍穹的“鸡西矿工号”飞机。那是黑色的煤块，幻化成了守卫和平的钢铁翅膀。

然而，这根“黑色的脊梁”也曾被暴力弯曲。

在滴道，侵华日军鸡西罪证陈列馆静静矗立。那是鸡西心口上的一块疤。

那座“炼人炉”，是全国唯一的实物，锈蚀的铁壁在阴凉的空气中透着森然的寒意，仿佛还能触摸到那段黑暗岁月里不熄的余温。万人坑遗址，层层叠叠的白骨，是侵略者掠夺资源的铁证。

这里的文化气质，一半是荣光，一半是伤痛。滴道人常说：“敢于同困难斗。”这绝非虚妄。这是在被煤尘浸透的骨头里，在无数次塌方与黑暗的对峙中，长出来的倔强。

当黑色的煤炭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鸡西的地下又开启了另一扇闪着银光的门——石墨。

如果说煤是过去燃烧的荣光，那么石墨就是未来冰冷的锋芒。鸡西，这片亚洲之首的石墨蕴藏区，拥有近十亿吨的储量。恒山的柳毛矿，出产着全球优质的大鳞片晶质石墨，触感滑腻如脂，灰黑中带着一种细腻的金属光泽。

如今，这里不再只有隆隆的采煤机声，更有高精尖的实验室。

国家级石墨检测中心里，扫描电子显微镜下的晶体结构如玫瑰般绽放。

贝特瑞、哈工石墨，这些龙头企业将灰黑的石墨加工成锂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装进新能源汽车的心脏，驶向全球三十多个国家。

二〇一四年，“中国石墨之都”的桂冠稳稳落在鸡西头上。这座城市，左手握着煤炭的火热，右手攥着石墨的冷静。

现在的矿山，已不再是那个“油灯和镐头”的旧梦。

在荣华一矿、城山矿，智能化的“新引擎”正在轰鸣。网络全覆盖的采掘面，二十四小时监测的瓦斯管控系统，还有那些伺服智能电动调节的风门，让曾经最危险的地方变得精准可控。从“人控”到“数控”，曾经需要肉身搏命的井下，现在正由机器人替人们巡守。

四、英雄的土地

行走在鸡西，脚下的黑土地总让人觉得有一种沉甸甸的质感。这种质感不只来自深埋地下的煤炭，更来自那抹早已渗入泥土纹理、浓到化不开的红色。

这是一座被英雄主义浸透的城市。满族先祖肃慎人的发祥地、人民空军的诞生地、人民装甲兵的摇篮、二战终结地、北大荒精神发源地、珍宝岛保卫战发生地……九张闪光的历史名片叠加在一身，让这片土地藏着不屈的灵魂。

王震将军在密山的原野上点燃了开发北大荒的第一把“荒火”。火光映亮了东北荒原寂寞了千年的天空，也照亮了此后十万转业官兵和知识青年的进发之路。在今天的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里，展板上那些年轻的面孔依然鲜活，他们眉目间透着一种义无反顾的决绝。

走在馆内，指尖滑过锈迹斑斑的犁铧与镰刀，仿佛能触碰到那种粗粝的汗水气息。当年的人们，预知了冻土的坚硬、蚊虫的凶猛、洪水的肆虐，甚至预知了那比死亡更可怕的孤独，却依然选择扎根。在当壁镇的纪念碑前，由祖国各地运来的“五色土”铺设在路旁，像是无数赤诚之心的汇聚。

而密山的另一处，则是蓝天梦开始的地方。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东北老航校在密山创建。教官和学员们从马车上卸下残破的飞机零件，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用自行车打气筒为轮胎打气，用酒精代替航空燃油。

他们在跑道上忍受着风雪的刀割，在候机室里就着凉水啃硬邦邦的冻馒头。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当十七架飞机矫健地掠过天安门上空，共和国蓝天上的第一批雄鹰，正是在这片黑土地上完成了最初的振翅。

历史的质地，往往是多维的。如果说密山是建设与腾飞的温床，那么虎林市虎头镇，则定格了二战最沉重的尾声。

乌苏里江畔，猛虎山下，隐藏着一座规模骇人的“东方马奇诺防线”——虎头要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当日皇投降的广播传遍全球，这里的日军却凭借坚固的地下掩体负隅顽抗。

如今走进阴森潮湿的地下工事，灯光在斑驳的钢筋混凝土墙壁上投下晃动的阴影，那种压抑感依然穿透时空。

历史学家反复论证着那个事实：枪炮声在这里持续回荡了十一天，直到八月二十六日，这里才迎来了真正的和平。

虎头，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的终结地。矗立在高岗之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碑”，碑铭苍劲如刀。站在碑下仰望，仿佛能听见时间深处那一声漫长而沉重的长叹。

很少有人知道，鸡西不仅是煤城，更是新中国军事工业的重要发祥地。

一九四七年前后，大批延安的老兵工奔赴鸡西。乐少华、叶林、钱志道、周建南等专家，在日军留下的断壁残垣中建立起军工厂。

钱志道率领战士们在风餐露宿中建起生产线。抗美援朝时期，全国新建药厂的技术骨干，大多流淌着来自鸡西的“四七五厂”血脉。

电器工业的源头：那些被称为“电工摇篮”的简陋厂房里，诞生了红、黄、绿、白四种颜色的信号弹，照亮了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的硝烟。

装甲兵的萌芽：密山三中的校园内，曾驻扎着我军第一支战车团。修复后的三十辆日式坦克，从这里开赴战场，其中包括后来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的“功臣号”。

红色基因在鸡西，不仅是宏大的叙事，更是温润的人文。

鸡东县，是红色经典《红灯记》的灵魂故里。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这些在舞台上鲜活的人物，原型正是来源于鸡东哈达河谷真实的抗联斗争。

走进哈达河红色历史陈列馆,像是在与那些牺牲者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近百件真实的文物——锈蚀的刺刀、发黄的家书、磨穿的草鞋——无声地诉说着东北抗联四军在极端环境下的英勇。

密山、虎林、鸡东，这些地名不再仅仅是地图上的点，它们是一个个英雄的坐标，串联起了一段七千年的长歌。从肃慎人的弓箭到老航校的螺旋桨，从虎头要塞的残垣到珍宝岛的哨位，鸡西人用挺拔的姿态告诉世界：这片土地，唯有英雄方能踏足。

五、万物的呼吸

鸡西这座城市另一半的灵魂——是万物的呼吸，是生命在北纬四十五度线上轻盈、雄浑的吟唱。这道北纬四十五度线，是地球慷慨勾勒的“黄金产业带”。它穿过法国波尔多的葡萄园，拂过意大利皮埃蒙特的酒庄，越过日本北海道的雪原，最后深情地拥抱了鸡西的广袤原野。在这里，黑土地不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它是母亲的乳汁，是孕育万象的子宫。

完达山的千沟万壑，是大自然慷慨的药橱与食堂。在柞木段上，黑木耳如墨玉雕就的耳朵，柔韧而富有弹性；在幽深的密林里，松茸破土而出，带着松针和腐殖土的安宁味道。

是森林的“原味”，不需要任何修饰，便能直抵人心。鸡东县的宝泉林场，六十四万株鲜花编织着季节的华服；凤凰山的红豆杉，在百分之九十四的森林覆盖率下，静静守护着冰川世纪遗留的秘辛。

鸡西最壮美的生态画卷，始终要归于兴凯湖。这片二十二万公顷的自然保护区，不仅是黑龙江的骄傲，更是全球湿地版图上的一颗明珠。

这里有最齐全的湿地表情：河漫滩的辽阔、岗间的幽邃、湖畔的温润。小兴凯湖的芦苇荡里，真正是“草在水中生，鱼在草中游”。每年三月末，当严寒尚未完全缴械，松阿察河口却已出现了一片清澈的明水区。当地人敬畏地称之为“龙喘气的地方”。这片几平方公里的活水，是候鸟北迁的“生命驿站”。

当万鸟云集，天空被翅膀遮蔽，那是一场自然的阅兵。丹顶鹤的唳鸣高亢清越，东方白鹳的振翅沉稳有力。虎头海雕与白尾海雕在云端盘旋，像是在守护这片古老的疆域。

鸡西的乡村，是把历史揉进泥土，把风景种进心里的地方。

在虎头镇的虎头村，历史与生态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月牙湖万亩天然野生荷花，曾获吉尼斯世界纪录。盛夏时节，你若摇一叶扁舟进入湖心，四周是接天莲叶，鼻翼间是沁人心脾的荷香。而在鸡东县的红灯记小镇（新华村），这种诗意带上了红色的温度。哈达河的流水依然清澈，小镇还原了十六个《红灯记》的经典场景。李玉和那盏红灯，如今幻化成了小镇街道上的温暖亮光。

白鱼湾镇的湖沿村则呈现出另一种生态度假的闲适。这里有三点五公里的黄金湖岸线，新建的共享农庄民宿与蜂蜜山遥遥相对。清晨，在候鸟的鸣叫中醒来，推窗即是浩瀚湖光。你可以随渔民出湖垂钓，也可以在果园采摘。城子河区的丰安村，则是朝鲜族风情的博物馆。辣菜的辛香、冷面的爽滑、酱坊的醇厚，在穆棱河畔交织成一幅民族融合的生动烟火图。

鸡西的城市建设，从不曾辜负这片山水。

“阿塞利亚”是杜鹃花的音译。作为鸡西最大的杜鹃主题公园，每年春天，踯躅红的兴安杜鹃如火焰般在大地上蔓延。那座钢琴造型的“三味书屋”，让花香里多了一份墨香。

密山航空公园与铁合金厂遗址公园的呼吸带着历史的厚重。航空公园里陈列的战机，像是在述说老航校的壮志凌云；而铁合金厂的烟囱与厂房，被巧妙地改造成工业景观。鸡西动植物园与城市森林公园是城市的核心绿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麋鹿在草地上悠闲漫步，或是走进“鸟语林”体验人与自然的零距离互动。这里是“天然大氧吧”，更是“自然大空调”。

在恒山国家矿山公园，一百五十米长的《乌金颂》浮雕墙无声地诉说着煤矿的百年峥嵘。而红旗湖——这个由矿井塌陷形成的湖泊，如今已是芦苇摇曳、水鸟翔集的生态典范。

这里的空气、水质、历史、人文，共同构筑了一个立体的鸡西。

六、工业遗产

如果说鸡西的烟火人间是它跳动的脉搏，那么散落在大地上的工业遗产，则是它入骨的纹理。老旧的井架、锈蚀的齿轮、爬满青苔的俄式红砖墙，并非沉默的废墟，而是这座城市性格的源代码。

在梨树区，穆棱煤矿二井遗址静静伫立，像一位阅尽沧桑的老兵。

一九二五年，这片荒原迎来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拓荒者——孙越崎。在那个被外国工程师垄断核心技术的年代，孙越崎带领中国技术团队，独立完成了矿井的设计与施工。一九二六年九月，旧中国首座由国人自主建成的现代化竖井破土而出。一九八八年，这里曾创下年产三十二万吨的最高纪录。直到二千零一年因资源枯竭而关闭。附近的老矿办旧址，是一座典型的俄式砖木结构建筑。白俄设计建造的尖顶与拱窗，在夕阳下勾勒出异域的轮廓。一九二七年，鸡西地区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在此秘密成立。工业救国与革命火种在这里交织，如今它化身为梨树博物馆，陈列着一百多件文物，每一件都带着煤炭与热血的余温。

鸡西市政府以东五百米，是鸡西煤矿机械厂北厂旧址。这里，被誉为“中国采煤机的摇篮”。

一九五三年，在简陋的厂房里，第一台仿制成功的联合采煤机试运行。那一刻，中国煤炭工业告别了依靠手工挖掘的原始，跨入了机械化的黎明。

那些老技工回忆起当年，眼里总是闪着光。他们从这里走出去，四千多名业内精英散落到全国十八个省市，支撑起了共和国的煤机工业。二零零五年，这里研制出世界最大功率电牵引采煤机；二零一五年，超大功率采煤机再次震撼业界。这里不只生产机器，更生产一种“追求卓越”的矿山精神。

在密山连珠山区新发村，东安发射药厂（四七五厂）旧址承载着军工创业的艰辛。

一九四七年，为支援辽沈战役，战士们利用日军兵营残址，发扬延安传统，在物资匮乏中建起六条生产线。这里产出的硝棉与发射药，是前线火力的源泉。伍修权将军那句“发扬延安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题词，至今仍镌刻在人们心里。

而在鸡冠区文化路，五厂区旧址已华丽转身为鸡西市工业博览园。

二十一栋老建筑、错落的旧设备与挺拔的古树被完整保留。这里曾是手榴弹与迫击炮弹的产地，为三大战役提供了关键支撑。如今，它与松林路夜市连通。

斑驳的厂房墙面上，艺术涂鸦与历史印记共存。孩子们在废弃的坦克旁嬉戏，情侣们在老建筑前打卡。从“军工生产高地”到“城市生活秀带”，工业遗产在这里以一种温情的方式实现了活化利用。

在城子河煤矿东场站一带，鸡矿公司矿史教育基地里停放着一台上游型（SY）蒸汽机车。

即使它已不再鸣笛奔跑，当你触碰那漆黑庞大的车轮，那股沉稳的力量感依然通过指尖传导而来。配套的水鹤、信号灯、老式矿车，完整还原了那个乌金滚滚的蒸汽时代。

而在黑龙江工业学院的展区里，从日伪时期的简易采煤工具，到苏联引进的截煤机，再到自主研制的双滚筒采煤机，三十余件设备勾勒出一条从被掠夺到自主研发、从手工到智能的进阶之路。

七、烟火人间

了解一座城市最深处的性格，最好的方式不是在博物馆的展柜前驻足，而是推开一家老饭馆那扇挂着厚布帘的门，听听面锅沸腾的声音，闻闻辣椒油泼下的焦香。

在鸡西，有一种食物早已超越了民族的边界，成为全城共享的味觉图腾——鸡西冷面。

对于游子而言，它是乡愁的密码。正宗的鸡西冷面，面条是以荞麦粉和淀粉混合压制，细而筋道，入口滑韧，带着一种泥土与谷物的质朴芬芳。冰镇的冷面汤，汤面上浮着几块碎冰碴，在三十度的盛夏正午，双手捧起大瓷碗喝上一口，那股子透心凉从舌尖一路蔓延到胃底，暑气瞬间烟消云散。

冷面的灵魂必有鸡西辣菜。黄瓜、胡萝卜、豆芽、海带、干豆腐……数十种食材被辣椒和秘制酱料腌渍得红亮诱人。它的辣，介于韩国泡菜的温和与四川麻辣的激昂之间，既有清新的爽脆，又有香醇的刺激。一凉一辣，在舌底交织出一场酣畅淋漓的冰火礼赞。

而鸡西的味觉地图里，还有两场不经意的“文化输出”：

鸡西刀削面：曾经有个山西人在四街摆摊，灵机一动将山西老汤换成了由辣椒、麻椒和牛肉炖制的“辣汤”，这番“投其所好”的改良，竟让山西祖籍的面长出了鸡西的骨肉。

烤冷面：这个风靡全国的街头美食，源头竟是密山二中附近的一个羊肉串摊。摊主无意间将冷面饼串起来烤，本是下酒的小菜，却在学生间一夜走红。从炭火烧烤到铁板煎炸，从密山街角到全国各地，这碗面走得极远，却始终记得鸡西的起点。

如果你有幸落座于兴凯湖畔的酒桌，那便是与这片山河深情的对话。

兴凯湖大白鱼，作为中国四大淡水名鱼之一，曾是国宴上的常客。它肉白如脂，细嫩如雪。一桌“兴凯湖全鱼宴”摆开，清蒸的鲜甜、红烧的浓郁、鱼汤的奶白，满室尽是水汽蒸腾出的鲜香。佐餐的更有秀丽白虾，色泽透亮，壳薄如蝉翼，入口即化，是佐酒的绝品。

说到酒，便不能不提梨树白。这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酿造工艺可追溯至一九二八年的老烧锅。酒体清澈，入口芳香浓郁。在一天的劳作后，抿一口梨树白，嚼一份有着百余年历史的李家猪头焖子，或是恒山区的柳毛小笨鸡，这种日子，才叫人间。

鸡西的文化肌理，有着北方大地的粗犷，也不乏江南水乡的灵秀。

版画之乡：这里的艺术是生长在矿井与雪原里的。矿工们用那双握过镐头、长满老茧的手握住刻刀。在木板上，他们刻下钢铁的坚毅、煤层的纹理和北国风情的辽阔。鸡西版画线条刚劲，那是源于劳动的质朴美感，曾五度斩获中国工业作品展奖牌总数第一，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剪纸之乡：密山的剪纸，则是另一种柔情的表达。一剪一刻，红色的纸张在指尖翻飞，绽放出新开流文化的古老图案，或是北大荒精神的现代篇章。

摄影之乡：虎林人面对乌苏里江的晨雾、神顶峰的日出、月牙湖那获基尼斯纪录的五千亩野生荷塘，几乎人人都是摄影师。快门声在完达山的秋色里此起彼伏，将瞬时化为永恒。

当夜幕降临，鸡西的烟火气便从餐桌蔓延到了城市的文化地标。

坐落在阿塞利亚花园旁的市图书馆，是一个能让人安静呼吸的空间。五十五万册藏书，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未来。在这里，你可以翻开一九六一年以来的《鸡西日报》合订本，看岁月如何流淌；也可以在AI未来学习舱里，预见科技的模样。

鸡西大剧院与文化中心内，京剧《红灯记》的唱腔余音绕梁。九百个座位的观众厅，承载着非遗展演与原创音乐会，让文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展品，而是触手可及的惠民福利。

体育运动中心与体育场则是激情的源头。夏季的田径赛、足球场上的挥汗如雨；冬天的“桥北体育场”则化身三点五万平方米的冰雪乐园。夜幕下，三千八百米的LED灯带亮起，数千市民在冰面上轻盈滑动，那是北纬四十五度线独有的浪漫。

鸡西的底蕴，是由一个又一个“之乡”勋章组成的：

中国肃慎文化之乡：新开流遗址的发掘，将这里的文明史推向了七千年前。鱼叉、鱼纹陶罐，见证了先民与自然的博弈。

中国奶仓：八五一一农场，坐落在世界黄金奶源带，这里是完达山乳业的发源地，年产六万吨鲜奶，滋养着国人的健康。

中国大豆产业之乡：八五五农场的黑土地上，数字化感应体系监控着良种的呼吸，为国家生产粮豆十亿余斤。

从七千年前肃慎人在兴凯湖畔投下第一枚骨制鱼钩，到今天——一座拥有一百五十万人口、集矿业、农业、文化、旅游于一身的现代城市——这中间的距离，漫长得足以让任何丈量者感到眩晕。

但若你俯身贴近大地，将耳朵贴在鸡西的黑土上，你或许能听到一种持续了七千年的低沉脉动。

是穆棱河在冰层下汩汩流淌的声响，是兴凯湖浪涛拍岸的节拍，是完达山深处风穿过松林的长啸，是矿井深处煤层在压力下发出的细微噼啪——所有这些声音叠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片土地永不停歇的心跳。

完达山依然苍翠，穆棱河依然奔流，乌苏里江依然在中俄之间画出一条清晰的蓝线。兴凯湖的候鸟年年来去，蜂蜜山顶的望湖松年年添轮。而在这些亘古不变的山河之间，鸡西人，正在书写属于他们自己的、崭新的一页。

大地不语。但大地什么都记得。

作者简介

高翠萍，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雪花》特约编辑。曾任鸡西市政协常委、政协委员。

首届鸡西市文联德艺双馨文艺家。鸡西好人。

出版七部散文集《当时只道是寻常》《人间烟火》等；四部评论集；四部人物传记。

主编《百合文丛》四套文学丛书；参与主编《鸡西—中国黑土粮仓》《鸡西地方文献名录》《鸡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百余部地方文化系列图书。

在《散文选刊》《解放军文艺》《北方文学》《安徽文学》《意文》《当代旅游》《妇女之友》《黑龙江日报》《北京晚报》《雪花》等70余家国家、省市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有多篇作品入选书集并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