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使公共权威压缩自己的权力空间，民主使公共权威坚守政治市场的竞争原则。不能想象一个社会存在绝对权力的公共权威，而能使理性、宽容、勇敢和节制诸美德成为主流风尚。如果这些美德总会使其人格载体贫困潦倒，就难以想象美德的示范作用能滋润社会。

　　近几年，总有一些身着华贵衣衫的人因其匪夷所思的行为，成为舆论焦点，人们由此怀疑中国中产阶层的身世，甚至怀疑中国能不能“真正”出现中产阶层。今年就有两件事十分令人关注。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位副院长，一位饱学儒官，也不能守节，沉入腐败的旋涡。还有一位作家，连文学艺术的底线也把握不了，硬塞给地震灾难中的亡灵以非人类情感。

　　中产阶层要由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观来定义。理性、宽容、勇敢、节制，是人类最尊崇的生活态度或美德，我也希望它们是中产阶层的精神规范。这是高标准的规范，不是做人的底线。一个人，一个阶层，可以很浪漫，还可以睚眦必报，甚至可以临危露怯，但中产阶层不可以这样。

　　中产阶层的品行不是天生的，它至少需要两个条件才能成为一种社会存在，而不仅仅是学者的纸上风云。

　　中产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必然伴随生活的逐步富裕而壮大，而生活富裕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果实。这是第一个条件。说精神需要物质滋养，可能失于肤浅。更符合逻辑的是，贫穷作为社会的常态，它必然产生奴役，而奴役之下必无完整的中产阶层精神世界。但物质丰盛并非一定会滋养出中产阶层的精神世界，如果一个人一个阶层借特权而脑满肠肥，必然产生罪恶感，哪怕这种罪恶感并不是他们的自觉意识。有罪恶感的人绝无谦和中庸的中产阶层风范。

　　中产阶层的精神世界是一种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的健康必然依赖公共部门的公正性。这是中产阶层精神世界得以存在的第二个条件。用中共十七大报告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社会要“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种理念首先应该是执政的圭臬。公共部门的公正性又依赖自由和民主制度。自由使公共权威压缩自己的权力空间，民主使公共权威坚守政治市场的竞争原则。不能想象一个社会存在绝对权力的公共权威而能使理性、宽容、勇敢和节制诸美德成为主流风尚。如果这些美德总会使其人格载体贫困潦倒，就难以想象美德的示范作用能滋润社会。

　　所以，我不愿意简单议论当代中国人道德水准的高下，当然也不愿意为解答想象中的所谓中国中产阶层是否符合标准问题而苦恼。如果说富裕是中产阶层的表象，而精神世界是中产阶层的内涵，它们要能齐头并进地发展可能是一种奢望。物质财富的增加是快变量，精神世界的改变是慢变量。

　　塑造中产阶层的社会条件在中国正逐步显现，所以，中产阶层作为精神世界与物质条件的共同产物，也终究会破壳羽化而出。在中国历史上这个盛大节日还没到来之时，我们也不必过于着急。如果想缩短这个过程，那也应该给中产阶层以孵化的温度，而不要改变它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