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哲学”定义为人对自己的生活世界进行思考的“思想”形式的话,那么,把“哲学”称为“文化哲学”,就是要提醒人们在进行这种思考的时候,时刻不要忘记这种思考是有自己的绝对必要的、全然不能脱离的“文化”背景和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任何哲学都必然是“属于”“某一种文化”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把哲学看作是“复数”的。换言之,世界上绝对没有可以涵盖人类一切文化的所谓“大写的”、“普遍的”哲学。

　　我们中国人在一定意义上接受了欧洲人的“哲学”概念,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在中国的学术话语中开始使用“哲学”这个词。但到今天,反思先贤哲人应用这个概念的本意,还是在于要用“哲学”这两个汉字来做两件事:一是介绍西方的哲学,二是用它来整理中国人的思想历史中那些最概括的、最具有普遍意义和思想建构能力的元思想、元观念。当然,这种梳理和整理对西方的哲学框架有或多或少的“路径依赖”或者依赖的倾向。

　　对于如何用“哲学”这两个汉字做学问,尤其是做中国学问,即梳理中国思想及其历史,大致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首先把“哲学”定位为西方人的传统思想方式,即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相继演变的那种西方学术套路的哲学思想和话语,并“不言而喻地”认为这是普遍的哲学思路,也从而据此把思想切分为“本体论”、“认识论”和“存在论”的组成部分。这些用西方哲学的结构方法来规范中国思想的方法,固然对于当代中国人从西方思想的角度认识和反思中国思想及其历史不无一定的启发和教益,但这种规范方法所隐含的问题是:肢解了中国思想的原生结构和其历时性的文化系统性。

　　另外一种则是确认“哲学”这两个汉字为我们中国人对人类各个文化\(圈\)的思想\(话语\)的普遍性、法则性、系统性进行概括，并探寻其原生结构及其演变的研究任务。我们把从这个立意出发所面对的“哲学”称为“文化哲学”。突出哲学的文化性质即其文化属性,实际上也就是哲学在不同文化中的“本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有“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阿拉伯哲学”等大的、分属于不同文化圈的哲学,即“文化哲学”。这些不同文化的哲学总的名称可以叫“哲学”。但直至目前,人类还没有一种共同的、普遍的“哲学”。所以,“哲学”在其文化属性上来说,是“复数的”。如果当今的人们一定要追求一个对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的话,那就只能按照各个文化圈的共同协商原则,对诸种哲学进行“有机的”综合。尽管这是一件令人神往的学术追求,但对这种劳作的艰苦性和复杂性,我们似不可低估。

　　中国哲学因其文化属性而具有的思想起源的特性

　　与欧洲哲学从欧洲文化所生、属于欧洲文化一样,中国哲学从中国文化所生、属于中国文化。因而,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的异同,从根本上取决于它们所属的文化的异同。如果说欧洲哲学贡献给世界的哲学维度上的思想范式和思想成果是本体论、认识论和存在论的话,那么,中国哲学为人类哲学贡献的又是什么样的哲学范式和思想成果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要从文化整体的高度,寻找中国文化的“思想问题”,即中国文化在其不同历史时期所关注的思想问题是什么。对照地看,欧洲人从古希腊起,依次关注的是:“世界是什么”、“人是否可以认识世界以及如何认识世界”、“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存在状况’是怎样的，‘向何’而存在?”中国人从古到今的最大的思想问题又是什么呢?从中国原始经典可以看出,殷商时期的中国人最关心的精神境界及其问题是人与神鬼的关系,且以酒饮和祭祀来通神鬼。这种“半文化”的“文化”氛围具有原始宗教的“非理性”性质,它的“崇天”、“疑鬼”、“嗜酒”的特点,恰好就是导致原始文明危机、从而产生最初的理性文化及其思想的前提。周人对“天”的性质以及天人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和解释,提出了尊天必须“宜民宜人”,且应以统治者兢兢业业的修“德”为实践的途径。于是“敬德保民”就成为中国上古文化的关注点。而敬德形成的一套规范制度就是“礼”。可见,“天”、“民”、“德”、“礼”这几个概念,就是周人为中国理性思想在上古的形成作出的范畴性贡献。这就是中国上古思想的人文主义起源。

　　与此同时,周人开始思考对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规制。这种规制一方面重视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把周围世界看作“易”\(变化\)的多样性,同时也在探究这些多样性的复杂范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思想的成果就是《周易》。当然这种对周围世界的考察和经验的获得,包含了许多对神秘的“天”、对人的思维逻辑、对符号及其图形特点和人自身的话语形式等不同程度的不解和迷信。这应该说是周人对中国理性思想的形成作出的另外一个贡献。这就是中国上古思想的自然主义起源。

　　上述两方面的思想内容形成了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特征:对人文思想与自然思想的分别探讨、对它们与人的生活世界的交互作用以及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相对、相关、互补以至相辅相成,是中国思想在其起源时代就有的基本特点。而人自身在其上述二重思想规制所给予的生活世界图景中,既是崇天、爱民、敬德、守礼的“社群”中人,又是尊天、顺时、知变、了数的“自然”中人。

　　中国哲学的基本思想文化构造及其文化风格

　　中国哲学以“六经”为原典,凸显了“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两大思想理路的“变奏”。在这种变奏中,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思想所特有的哲学构造和其所承载的文化思想风格。概言之,其思想构造和风格大体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在“六经”以及先秦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中已得到了充分表达。

　　就人文精神而言,首先应该强调的是一个“人文化成”的、积极的“向文明而化”的“人类化的社群文化观念”。这在儒家经典中表达得十分明确。

　　其一是“仁”的思想。“仁者爱人”、“泛爱众”。这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远早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和近代的“博爱”观念。

　　其二是“教化”的思想。强调人作为文化体,是要通过教化才得以成为“人”的。而人的理想化的标准就是要经过教化习得“六艺”;且人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在这里,教化是一个“元生存”的文化思想,而不是工具主义的教育理论。这与西方的现代教育理论完全不同。

　　其三是修德、敬德的思想。人的成长不但需要教化,更需要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里所说的“德”,是指人所具有的对他人和世界总体的“善”的能力、态度和行为。这与西方强调“知识”的人不同。而且,中国思想把人的自身修养功夫看作是人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的必备条件。这与西方强调人的物质力量或者人的组织化对人的社会作为的重要性完全不同。

　　其四是道义的思想。中国传统思想形成了重视道义的价值评价标准。这不但是理论上的,而且是被作为行为准则来看待的。例如“杀身成仁”、“见义勇为”、“割席分坐”、“首阳采薇”等均被看作解释道义思想的实际案例。

　　其五是致中和的思想。强调人事与物事各自以及相互之间的肯定性的或者具有积极意义的“可构成为一体”的“生成”性质;强调人事与物事的分寸、尺度和“火候”等的“适宜性”。这与西方思想从“区分”到“差异”到“矛盾”直至“冲突”的考察方法恰成明显对照。

　　就自然主义的精神而言,中国传统思想重视人以自身的“养生”智慧和“与天地为一体”的宏大生命态度生活于世界上,而并不以西方式的、把人与外界事物的“区分”和“对立”作为基点的考察方法为圭臬。

　　其一是对非宗教鬼神性的拙朴的自然天地万物的敬重和尊崇。这是中国人坦荡生活于天地之间的豪放精神的思想基础。豪放的原因是:在这里没有西方人的有神论的宗教“原罪”观念和与大自然对立情结烘托下人的渺小的悲观。

　　其二是关于人也属于自然之物\(天地化育\)的论断。这使人直接地与自然紧密融为一体从而酿成一种人化论的物我情感的互动。这是中国人的“自然化”的审美生存特色。

　　其三是把人的生活世界扩展到无限的自然世界,以大自然的美妙现象、光亮和多彩所构成的丰富与愉悦为人生底色,超脱于世俗的繁琐物事、社会利益格局中计较锱铢功利的市侩心态,而进一步把人自己物化\(升华\)为大自然中的能动主体,实现精神的自由和超越。

　　其四是在“物我共在”且“物我互彰”的人文自然一体的生存结构中追求物我的互融与和谐。这也是对西方文化与自然的意识性思想冲突的一种文化的消解。

　　结论:对中国本色的普遍性的主导思想(哲学)作如是观,就可得见中国文化对于中国哲学的哺育性功能,也可得见中国文化精神所形成的普遍性的主导思想(哲学)的文化特色。我们从此也就可知,尽管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一些地方和一些文献中有一些可以进行语义比附和跨文化归纳的东西,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追问兴趣、致思方式、思想理路和思维方法等基本的方面是很不相同的。这种不同说明人类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也为人类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交往与相互理解、相互取长补短提出了新的“跨文化研究”的学术任务。文化哲学的研究应该担负起这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