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鸡西6月9日电 李纲同志，是虎林市检察院退休干部，现在还被聘为市司法局中心法律事务所的法律工作者。
2003年9月19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刁乃莉同志电话通知，请李纲同志于9月21日，到鸡西市委招待所，接受日本记者西里扶甬子(女)的采访。担任翻译的是社科院王希亮教授，21日李纲由三儿子李肇源陪同前往。
日本记者西里扶甬子，通过翻译王希亮教授对李纲说：“李纲先生，凭您的记忆，请说说您父亲被捕时的情况。”
这是李纲从小至今，永远不会忘记的情景。他说：“那是1941年农历闰六月十六日早晨，我妈在外屋地做饭，我和父亲，还有妹妹弟弟都没起床。我和大妹妹正依偎着爹爹，听他讲着他讲了多少遍的岳母刺字的故事。这时，从外面进来两个人，一个戴着八角帽，一个戴着礼帽，个子都不太高，看样是二鬼子，戴八角帽的那个人问我爹：‘你叫李厚宾吗?’我爹掀开被子起来说：‘我是李厚宾。’那个人紧接着说：‘那好，跟我们走一趟吧，到宪兵队去。’我妈是从外屋地跟着那两个人进屋的，这些话她都听到了。我爹二话没说，从炕上下地，一边穿衣服一边瞅着我妈。我妈就把墙上挂的那件旧棉衣拿下来，在给我爹披上时，顺手从我爹的内衣兜里把钱包摸出来，装在自己的衣兜里。爹爹跟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只向我妈点了一下头，就跟那两个人走了，这一走，杳无音信，这一别，竟成永别。”
当时，李纲是家里最大的男孩，可也只有七岁。从此，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这不共戴天的仇恨。
“您父亲被捕后，家里的情况怎样?”
“我爹被捕后，我的爷爷、伯伯、叔叔四处托人到处打听，一点消息也没有。所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后来过了好久，听到一个叫刘文西的人说，李厚宾通苏，在宪兵队里上刑时还骂日本宪兵，被扔到狼狗圈里咬死了。”
“就得到这么个口信，以后，什么消息都没有了。我们家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没有经济来源，日子没法过。妈妈就带着我和弟妹们到农村，跟爷爷、伯伯一块种地”。
“后来，我的弟弟妹妹们生病了，由于没钱医治，都先后死去，有人劝我妈妈走道(改嫁)，我妈就是不肯答应，珍藏着爹爹留下的小钱包，一心地等着我爹回来。忍受着极大的悲痛和劳累，历尽了所有的苦难和艰辛。供我上学读书，养我长大成人，解放后我参加了工作。”
我们许多同志都知道，李纲是个孝子。是的，对这样的母亲，做儿子的怎么能不孝敬。1990年2月21日，他母亲病逝，享年79岁。当年父亲留下的小钱包，李纲把它当作传家至宝珍藏着。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您父亲被害的真相?”
这是李纲最悲愤痛心的，一说到这里，总是忍不住那悲痛的泪夺眶而出。
“2000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省社科院杨主任和刁乃莉同志，专程来虎林找到我家，让我叙述父亲的简历和当年被日军逮捕时的情况，我如实地说完后，杨主任说：根据你诉说的情况，这份材料里记载的李厚宾就是你的父亲。他顺手把材料递给我，我接过材料一看，是黑龙江省档案馆收藏的侵华日军特殊输送档案简介，上面写着一段记录：1941年8月8日(注：即农历闰六月十六日)10时，在虎林四道街，被日本宪兵队密捕。8月30日，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原守，给东安宪兵队下达第868号指令，根据虎林宪章第368号，同意将苏谍李厚彬特殊输送。档案里只是‘彬’字与‘宾’字不同。我问杨主任：‘什么是特殊输送?’杨主任告诉我：‘就是送到日军731部队做细菌试验。’我一听，心如刀绞，悲痛万分，失声恸哭，我的父亲死得太惨了……”
“我爹离开我们，整整六十年的这天，我们才知道真实的情况，他公开身份是伪警尉，而真实身份是地下情报员，是一名铁骨铮铮的抗日战士。”
李纲同志哭诉着，日本记者西里扶甬子也沉痛地流泪了。
这时，西里扶甬子提出：“请李肇源先生谈谈，您的心情。”
肇源义正词严地说：“我的祖父爱国无罪，抗日有功。被侵华日军731部队用细菌杀害，惨无人道，对此我无比愤恨。我的祖父壮烈牺牲，我感到万分悲痛。这里我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正视侵华历史，向中国人民赔罪；希望今后我们两国睦邻相处，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西里扶甬子听着一边点头，一边拿出钱来，说：“今天就谈到这里，麻烦你们远道赶来，花的路费由我来付。”
李纲请王希亮教授给翻译，说：“请她回国后，如实报道。为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多做贡献，这钱我们就不要了。”
西里扶甬子深深地鞠躬，并连连说：“是、是，谢谢、谢谢!”
互相握手告别。
作者：李德铨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