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鸡西11月2日电 鲁迅的起点

　　一九零四年四月从弘文学院结业，六月申请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九月一日获得入学的通知，不久到达仙台，十二日参加开学典礼。一九零六年三月申请退学，获得学校批准，向藤野先生辞行后重回东京。总计在仙台留学的时间整整两年。这是改变鲁迅人生方向的两年。鲁迅在仙台的经历，他的遭遇和观感，很有时代特点，很有典型意义。回顾鲁迅在仙台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对于今天和今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是很有价值的历史个案。

　　鲁迅到仙台，在日本留学两年，有了自己对于日本和对于在东京留学和从事社会活动的中国人的看法。文字虽然少，但内容丰富，切中要害，涉及到正面和负面的情形。当时日本比中国强大，国家间未能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百姓间因之也存在不平等的态度。一种受“歧视”的痛苦也同样郁结在鲁迅心底里。在仙台，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那次“漏题”的无端侮辱事件，加深了鲁迅身为一个弱国公民在强权的异民族中的屈辱感和痛感。

　　国际关系，民族间的交往，是两国公民的个人间的交往的根基。如果公民间毫无了解，就完全茫然；相反，如果公民间了解很深，尤其是又有感情，是一种潜在的友好的力量。“不隔膜”首先是个人间的不隔膜：“相关心”首先是个人间的相关心。由个人而递增到多数，递增到绝大多数。这是鲁迅主张的“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的思路。

　　我认为这思路是合符思想传播的规律，是合符理路的。而公民的民心与民情是事实，是民间交流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自然，民心与民情是由生存与生活决定的，可能有偏颇的，又是会变化的，引导它的变化正是觉醒的知识者的道义责任。

　　“度尽劫波兄弟在”

　　鲁迅生活在一个中国充满战争的时代，生活在中华民族受侮辱受损害被侵略的时代，却能够既坚决反抗侵略，又胸怀博爱而又博大；希望最终能够消弭侵略及其遗祸，共同走上和平共处，友好相待。

　　而不是结成世仇，永远冤冤相报，无穷无尽的敌对和以暴易暴。我们大家熟知鲁迅的《题三义塔》诗和这首诗的本事，《鲁迅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为西村真琴博士书一横卷云：”奔霆飞焰(一作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鲁迅并记。“每当我想到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我就想起《藤野先生》和《题三义塔》。但是我心里还是非常困惑和非常无奈。

　　六十年前，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浴血奋战，———中国苦斗十四年，———打败了德意日的侵略，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是，到今天，世界并没有太平，相反战争联绵不断，战争威胁此起彼伏，军备竞争你追我赶，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历经曲折，并没有朝友好的方向健康发展。

　　相反，二战以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最好。

　　首先，“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种思想对不对？这种感情对不对？

　　其次，如果鲁迅这个思想是对的，如果鲁迅这种感情是对的，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劫波”“度尽”？现在的形势和鲁迅留学日本的时代不同了，和上个世纪日中恢复邦交的时代也不同了。在现在的形势下，政治界，经济界，知识界，平民百姓，全体公民，在日本，在中国，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

　　对于传统，鲁迅在《杂忆》中说道：孔老先生说过：“毋友不如己者。”其实这样的势利眼睛，现在的世界上还多得很。

　　我们自已看看本国的模样，就可知道不会有什么友人的了，岂但没有友人，简直大半都曾经做过仇敌。不过仇甲的时候，向乙等候公论，后来仇乙的时候，又向甲期待同情，所以片段地看起来，倒也似乎并不是全世界都是怨敌。但怨敌总常有一个，因此每一两年，爱国者总要鼓舞一番对于敌人的怨恨与愤怒。

　　这也是现在极普通的事情，此国将与彼国为敌的时候，总得先用了手段，煽起国民的敌忾心来，使他们一同去扞御或攻击。但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国民是勇敢的。因为勇敢，这才能勇往直前，肉搏强敌，以报仇雪恨。假使是怯弱的人民，则即使如何鼓舞，也不会有面临强敌的决心；然而引起的愤火却在，仍不能不寻一个发泄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眼见得比他们更弱的人民，无论是同胞或是异族。

　　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

　　或者要说，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和国人不相干，无从受害。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剚刃。

　　先前则有异端，妖人，奸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庚子年的义和团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为教徒，据云这铁证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额上看出一个“十”字。

　　然而我们在“毋友不如己者”的世上，除了激发自己的国民，使他们发些火花，聊以应景之外，又有什么良法呢。

　　可是我根据上述的理由，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

　　否则，历史指示过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那结果，是反为敌人先驱，而敌人就做了这一国的所谓强者的胜利者，同时也就做了弱者的恩人。因为自己先已互相残杀过了，所蕴蓄的怨愤都已消除，天下也就成为太平的盛世。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

　　记取鲁迅的思想和精神

　　大概就是这种传统吧，鲁迅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一直受到严厉批评。

　　不久前，画家黄永玉在他的《黄永玉大画水浒》中，对《豹子头林冲》一幅画的题词是：“恩仇是天大的事，怎能‘一笑’而‘泯’之？”按照他的看法，多民族国家间内部的民族“恩仇”怎么办？多民族之间今天的融合，从融合的过程来看，那是一部血泪的历史啊。

　　国家与国家间的“恩仇”怎么办？难道民族间，国家间不幸发生过“战争”的，结下了“恩仇”的，就得“永远”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了吗。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一股越来越得势的观点，认为“鲁迅是二十世纪的，胡适是二十一世纪的”。但不知是不是也包括鲁迅的上述观点？要让人们学到和认同鲁迅的思想，观点是更加困难的事。我坚信鲁迅的思想体系和这个体系中的根本的和重大的观点。我知道：鲁迅研究决定不了中国的事情；决定不了中国和日本以及一切国家的关系的事情。但是，我坚信鲁迅的“根柢在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立人”的思想：“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相信精神对于人的主导作用；相信鲁迅说：“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虽然我个人的力量是极其微小的，但我将尽一己的力量，传播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包括“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思想和精神。

　　在中国开始起步走向富强的今天，在谴责、批判以小泉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以史为鉴、放眼未来的基础上，为超越鲁迅在仙台那一页历史，超越两国国民彼此歧视、蔑视乃至仇视，超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及其严重的后果，超越日本至今不服输不承认中国经过十四年艰苦的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的侵略的心态，我们需要超越同胞的复仇心态，单打独赢的心态。只有这种超越，才能“度尽劫波”，永不再战，才能永远友好，走向“不隔膜，相关心”的和平、平等相处，“双赢”发展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