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鸡西11月7日电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独特性，是欧洲和北美模式难以充分解释的，而且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即便在同一个大城市的内部，中心城区的发展与其郊区的城镇化之间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不仅反映在发展规模与发展模式等方面，而且也同样反映在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和文化表达方式上，更何况，随着人口流动性的不断增强，原本不相关联的社会群体会在同一个城市空间里发生着各种意想不到的联系。
讲演者小传
包亚明
1965年生于上海，获得复旦大学中文系学士(1986)、硕士(1989)和博士学位(2001)。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上海文化》杂志社常务副主编。著有《后现代语境中的美学与文化理论》、《游荡者的权力：消费社会与都市文化研究》、《在语言与现实之间》、《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合作)，主编有“都市与文化论丛”、“都市与文化译丛”、“世纪风——生于六十年代学人批评文丛”、“当代思想家访谈录”等丛书。
一、空间与“三维辩证法”
空间性的纬度将会在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传统联姻中注入新的思考和解释模式，这将有助于我们思考社会、历史和空间的共时性及其复杂性与相互依赖性。
1976年福柯在《地理学问题》的访谈中讨论过空间的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命运，他认为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在西方人文、社会学科中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时间往往被看成是丰裕性的、辨证性的和具有生命活力的概念，而空间则被看成是固定的、非辨证的和静止的概念。这次讲演后来演变成了福柯1984年发表的论文《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在这篇论文中，福柯认为19世纪以前的西方思想史一直与时间的主题相纠缠，人们普遍迷恋历史，关注发展、危机、循环、过去、人的死亡等问题；而20世纪则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可能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由时间长期演化而成的物质存在，而更可能是一个个不同的空间互相缠绕而组成的网络，福柯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切入到了空间与全球化问题的核心。
在福柯作《地理学问题》的访谈之前两年，列斐伏尔已经出版了巨著《空间的生产》，他力图纠正传统社会政治理论对于空间的简单和错误的看法，他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相反，当代的众多社会空间往往矛盾性地互相重叠，彼此渗透。在列斐伏尔看来，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在这一空间性的生产过程中，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之中，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了更大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
列斐伏尔认为，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以区域国家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容器”的历史，而空间的重组则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列斐伏尔的空间分析理论旨在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三个特殊层面：第一，列斐伏尔将空间看作是社会行为的发源地，空间既是一种先决条件，又是媒介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生成物。第二，资本与区域国家所产生的都市化建设环境与组织机构，把空间塑造为社会的“第二自然”，而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空间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与相互交织。第三，在社会空间的不同层面(全球范围、国家范围、都市范围)上，资本主义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空间的区域化、非区域化以及重新区域化的过程。总之，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空间实践，目前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发展框架，对某一区域的资本主义的充分理解只有将其摆在全球范围内才有可能。同时，对于空间的征服和整合，也已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因为空间带有消费主义的特征，所以消费主义的逻辑也就成为了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成为了日常生活的逻辑。
列斐伏尔在开创性地探索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方面所发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包括福柯在内的任何其它学者，他提出了社会、历史和空间三种分析方法并重的“三重辩证法”，他认为空间性不应该仅仅被视为历史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和附属，我们应该把历史和社会视为内在地是空间性的。在列斐伏尔看来，强调空间性的纬度既不会减损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意义，也不会遮蔽在其实践和理论理解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创造和批判想象；相反，空间性的纬度将会在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传统联姻中注入新的思考和解释模式，这将有助于我们思考社会、历史和空间的共时性及其复杂性与相互依赖性。
二、全球城市与创意城市
强调文化在全球城市中重要的建构性力量，是全球城市向创意城市演化的重要推动力。
在全球性层面讨论社会空间时，“全球城市”(Global City)或“世界城市”(World City)已经成为了核心的概念，一般而言全球城市具有下列三大特征：实现城市形态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型，在世界上占据国际经济文化活动制高点，能够影响和改变世界市场运作。全球城市的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一种发展模式与战略。不同于一般城市，全球城市是在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国际资本对世界经济进行控制和发挥影响的空间节点，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特定分量的场所，在全球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萨斯基娅·萨森在《全球城市》一书中认为全球城市是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重合的地方，是全球性的制高点。正如列斐伏尔分析的那样，全球城市与跨国资本共同充当了全球化经济的组织者，它们以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为核心，以电讯和国际航线为干道，以世界城市为节点，构成全球化经济和社会网络。跨国公司从生产过程中发挥组织作用，而全球城市则从空间上发挥组织作用，成为全球化经济在空间上的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城市越来越注重社会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使得全球城市日益成为全球文化在空间上的代表，其主要特征就是强调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多样性：人口多样性(出生地为外地、外国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和外来人士在城市精英队伍中的比重。比人口结构更重要的全球城市开放性指标是文化生活的多元化，包括工作语言的多语种化、对非本土文化的一视同仁，以及不同背景的居民对市政的参与度。这种社会文化多样性不仅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主要因素，也是全球城市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先决条件。这就为全球城市提出了更高的文化目标。强调文化在全球城市中重要的建构性力量，是全球城市向创意城市演化的重要推动力。
伦敦已经明确提出了创建“创意城市”的主张，突出强调了两个核心内容：文化与创意性，并将触角延伸到了城市环境、工作与家庭生活模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旅游的体验、享受科技的种种便利、日常文化休闲娱乐活动等各个城市生活环节。创意城市表述的是这样一种欲求：当一个城市正在经历一种机会倍增的范式转变时，获取重新审视、思考与行动的能力，同时也意味着发展获取清晰的目的性、开放性和风险承受能力。
无论是全球城市或者创意城市的发展，都与资金和人员的全球性流动密切相关，都与不同的人群对于空间使用的要求密切相关。萨斯基娅·萨森在另一部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中，提醒我们注意：全球城市的新景观的一项重要特色是：一小部分专业人士与一大群低收入劳工这两组城市使用者的差距日渐扩大。她强调，对跨国企业人士来说，一个有一流机场、黄金地段的商业区、以及五花八门的娱乐场所的城市便是理想国。问题的核心在于专业管理阶层对空间的需求很少被质疑或拒绝，因此全球城市便不断地应这批新使用者的要求而改变。高度现代化的办公大楼，高级住宅，顶级饭店，时髦餐馆，以及机场和新高速公路这些设施，都可以被当成专业阶层对城市空间的种种需求具体落实的结果。因此，国际商务人士的“诉求”在许多城市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进一步被合理化、自然化为与世界接轨的先决条件。
三、文化：城市中隐没的纬度
公共文化其实是建立在社会的微观层次上的，它由那些我们感受到的城市公共生活空间所组成，是由街道上、商店里、公园内的日常生活的社会交往所产生。
沙朗·佐京在《城市文化》一书中认为，人类生活不是简单地运作于城市之中和城市之上，而是很大程度上也从城市发源，从城市生活复杂的特殊性上发源。如果说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在阐释人类历史和社会时，已经忽视了这些空间特殊性的解码性潜力，那么现在则到了把这“隐没的维度”带回到画面上的时候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沙朗·佐京提出了“谁的文化？谁的城市？”的问题。文化无疑是控制城市空间的一种有力手段，与意象、记忆相关的城市生活体验，显然与特定的城市空间的认同密切相关。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城市的宣传者越来越热衷于提升城市空间作为文化创新中心的形象，因为通过体育赛事、餐饮休闲、先锋表演与建筑设计等吸引的并不仅仅是投资与旅游者的金钱。
公共文化其实是建立在社会的微观层次上的，它由那些我们感受到的城市公共生活空间所组成，是由街道上、商店里、公园内的日常生活的社会交往所产生。置身于这些空间，以某些方式利用它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社区的感觉，这一过程产生了一个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公共文化。我们在占有城市空间的同时，反过来也被城市空间所占有。沙朗·佐京认为在城市空间里，拥有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人们同时也拥有最多的机会，他们通过控制石头和混凝土建造起来的城市公共空间的建筑，来塑造公共文化。但公共空间在本质上却是开放的，谁能够占有公共空间并定义城市的形象，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
如果说列斐伏尔指出了空间是考量人类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纬度，那么沙朗·佐京则深入发掘了空间纬度的文化意义。沙朗·佐京深刻、细致、入木三分地描绘了美国城市由计划型向市场型转化过程中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她分析了美国城市扩展的方式与它们越来越依赖文化的种种“自动化”的方面，沙朗·佐京的突出贡献在于揭穿了这种“自动化”的文化的欺骗性与虚构性，沙朗·佐京深刻地指出：这种欺骗性的、不合逻辑的文化已经成了美国向全世界推销的最重要的产品。她还详细记录了这些文化因素在街道上的各种体现方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反映方式，并且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文化的不同方面是如何强加在人们真实生活中的情景，以及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如何深受这种象征性经济与公共空间的合作蹂躏。沙朗·佐京还试图通过两种重要空间来勾勒后现代城市图景：中产阶级重新向市区移居的街区和新的梦幻般的主题公园(如迪斯尼乐园)。她认为，这些新的发展表明了源自旧的都市结构的重大突破。佐京认为，在传统和现代的城市里，风景(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空间)与本土(被剥夺了资源的、无权无势的当地人的空间)相互对立；但是，在后现代城市中，风景与本土之间的分界被打破了，中产阶级重新向市区的移居，打破了城市破败地区的既有格局，这样，本土就成了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佐京把后现代城市描绘成日益商业化的场所、消费的场所。当然，也有不少研究者对于佐京有关后现代城市的论述与主张持怀疑态度。他们并不是否认重要的都市变化，而是认为在城市上贴上后现代的标签于事无补，关键是要分析城市新的发展与新的矛盾。
四、“无地方性”与第三世界城市
第三世界的不平衡发展与不平等的地位，其实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全球城市的发展浪潮，充分凸现了当代社会在时间、空间、人与全球事件的无缝连接方面的能力和必要性。卫星技术、传真机、与网络连接的计算机、手机、车载电话等的发展，使人们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时候都能便捷地与他人联络。城市、国家、公司的功能与作用与以往已经大不相同，围绕控制中心、理性主体，围绕城市、国家、公司以及居民、公民、资本家的全球性参与，共同建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性的在场。随着人与人工制品的空间流动性的不断增加，一种新的“无地方性”都市环境正在主导我们周围的城市空间，以及我们对于空间的认知能力。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现的都市发展的特征性场所，如郊区的超大市场(大卖场)、商业购物中心、汽车交通网络等，宣告一种新的“无地方性”的城市的诞生，这些场所和设施在都市生活中占据了新的显著位置。只要身处购物中心或纵横交错的公共交通系统之中，人的感觉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相似的。本雅明早就分析过如今购物中心的先驱——巴黎的拱廊街(两边为商店)，他把巴黎的拱廊街看作是现代都市的一个寓言。广阔复杂的都市空间，即使对于城市游荡者本雅明来说也是令人晕眩的，因此，迷路的经历就成了我们对现代城市认知的基本特征。
值得关注的是，与消费主义密切相关的“无地方性”空间的生产，在全球范围内主要正发生在第三世界，这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研究和都市文化研究的语境。从历史角度看，最迅猛的都市化过程是与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但如今的都市问题已经超越了西方文明或资本主义的分析范畴，从1950年以来，第三世界的都市化进程正在不断加速，城市总人口所占的比率已经翻了一倍，而且许多大都市每年人口的增长率都超过了5%。从城市增长的平均率和居民增加的绝对数字两方面来看，当代第三世界的都市化已经很轻易地超过了19世纪欧洲和北美城市的增长。更何况如今的世界已经如此相互关联，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能躲避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徙所带来的巨大震惊。
大卫·史密斯在《全球视野中的第三世界城市》一书中认为，第三世界都市化进程的非西方化，事实上构成了发展主义模式遭受猛烈攻击的现实背景，第三世界的不平衡发展与不平等的地位，其实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由于通讯、运输网络等基础结构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等，不同地区的精英能够调动道路、电话、电力资源能力是不同的，不同地区的行为者中间或之间的统治与从属的关系是不同的，他们在统治性的与依赖性的全球网络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他们在全球文化中的创造能力与发言权也是不同的。
大卫·史密斯的观点，对于当代中国城市研究与都市文化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它提醒我们在借鉴西方理论资源的同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第三世界立场，必须具有中国的问题意识，因为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独特性，是欧洲和北美模式难以充分解释的，而且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即便在同一个大城市的内部，中心城区的发展与其郊区的城镇化之间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不仅反映在发展规模与发展模式等方面，而且也同样反映在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和文化表达方式上，更何况，随着人口流动性的不断增强，原本不相关联的社会群体会在同一个城市空间里发生着各种意想不到的联系。因此，正如大卫·史密斯所说，关于城市人口增长的统计数字和图表看似毫无生气，但实际上却隐含了成千上万个迁徙的人们生存和奋斗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