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宣传部学习“十一五”规划建议重要理论问题课题组
前言: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充分认识“十一五”时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对于我们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有效解决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为让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更好地学习和领会“十一五”规划精神，市委宣传部分专题组成课题组对“十一五”规划若干重要理论问题、重要概念和有关知识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在学习“十一五”规划的基础上，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工作及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取得一些成果。从今天起，我们将这些文章分若干期刊出，希望对全市干部和群众深刻理解“十一五”规划，更加自觉坚定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做好工作，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重要问题之一“十一五”规划出台
背景链接：踏着“十五”的脚步，我们迈进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乘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东风，古老华夏开启了新纪元。“十五”计划的成果将成为“十一五”规划的起点，“十五”的辉煌为“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为“十一五”规划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指导。
回溯过去三年“十一五”规划的酝酿准备，就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具决定意义的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先后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前一个决定全面提出了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和富于前瞻性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七项任务”。后一个决定深刻总结了党执政55年来的“六条经验”。两个决定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进步。
与此同时，十六大后已成惯例的中央政治局20多次集体学习，包括今春以来政治局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次学习，均同“十一五”规划紧密相关，如科学发展观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以及国际能源资源形势和我国能源资源战略等。而颇有“一年之计在于春”意味的连续三年的初春之际，由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已先后研讨了包括“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贯彻十六大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等重大理论观点和政治方略问题。胡锦涛、温家宝先后发表了具有指导性的长篇讲话。所有这些，显然在“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的全局上，主要在指导思想与基本任务方面，获得了完满、科学的解决。这种做法不事张扬、但却凸显意向：既为“十一五”规划做好最重要的政治理论与思想、组织准备，又以规划作为载体，承载和规制党的最新执政理念与最新发展理念。正像海内外媒体与社会公众所关注的那样，政治局的定期集体学习动向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几次集中在中央党校专题研讨问题，已然明白无误地发出了关于十六届五中全会及其主要议程“十一五”规划的准确信号。
同各项工作紧密的结合，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规划编制工作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与条件。尤其是第一批先进性教育单位，主要都是中央、省、市直到县级党政机关。其中，仅在中央机关中参加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高级干部即达700余人，司(局)级干部达5800余人。事实上，他们中许多人直接承担着相关规划编制的领导工作或具体工作，有些部门本身就是专门负责规划编制部门。先进性教育活动显著强化了这些机关工作人员坚定理想信念、服务人民群众和务实、创新精神，这无疑在思想、组织及作风上，给予了科学规划编制工作以积极的铺垫与准备，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轨道。
此外，众所共知的是，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发展，既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包括城乡、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导致的对立与冲突等等。使人们耳熟能详的如“非典”和其他传染病蔓延，屡有发生的矿难及各种天灾，所有这些问题当然不是好事，但却使我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经验，学到了应对各种自然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的重要本领。
课题组结语：所有这些，构成了“十一五”规划出台的主要背景。这种背景既孕育和成就了《建议》所赖以为据的理念，同时也决定了《建议》必然具备的全面贯彻这种理念的性质。先有实践，后有概念。先有经验，后有定规。一部建立在完全科学基础上的正确和可行的规划，就沿着正确的轨道应运而生。
重要问题之二“十一五”规划的编制过程充分体现了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
背景链接：2005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
“拍脑袋上项目，关起门搞规划”，决策的盲目性和不透明，已有无数惨痛教训。而“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吹来了清新之风：中央高层深入地方实地调研、倾听民声，规划的研究讨论打破封闭、问计于民。这些举措亲近民生、集中民知，已广受赞誉。但除此之外，决策向开放型的转变也还寄寓了社会和谐治理的深意。
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以后，从根本的执政理念抓起。低调执政的背后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理念的潜移默化，朝着亲民、亲和、清廉的方向不断迈进。“十一五”规划的制订过程充分反映了领导人这样的执政理念，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通过亲身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据此来定夺规划，这是务实作风的体现。此外，还要从执政理念、执政谋略的高度来认识这个新气象，应该看到这些新举措也是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体现。
综观整个《建议》的内容，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十一五”规划中，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把维护好人民利益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把解决社会不公问题作为编制“十一五”规划的立足点，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把解决扩大就业、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和健全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都作出了具体部署，明显强化了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指标，并成为配置财政、税收等公共资源的重要依据，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加注重民主法制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制定“十一五”规划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课题组结语：所谓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之义，亦由此体现。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信息互动，借助未来规划的分解落实，缩小贫富差距，协调利益差别，促进社会和谐，这是“十一五”规划鲜明特点，顺应了人民的意愿，符合时代的潮流，必将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形成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重要问题之三“规划”取代“计划”的三重意义和信号
背景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五年一次的计划修编，看似例行公事，其实大为不然。尤其是编制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更多地是意味着一种重要的转折，或者说一个新的开始。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建议》中有一个被认为极富标志性意义的变化，那就是“计划”被改成“规划”。虽然只是一字之改，却深刻反映出科学发展观将给“十一五”带来重大变化。
一.“计划”让位于“规划”，凸显政府更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说：“由计划向规划转变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又一个历史坐标。规划的特点就是从具体、微观、指标性的产业发展计划向宏观的国家空间规划转化。”
资源配置主要由市场调节还是由政府直接决定，这是计划经济下的计划和市场经济下的规划的一个根本区别。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从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中跳出来，转为对经济的宏观调节。规划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具体活动不具有约束力。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建立在对市场科学预测的基础上的。
可以预见的是，对于大多数行业来说，规划将主要运用市场机制，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投资效益将成为引导资源流向的决定性因素。在发挥国家规划对资源配置的指导作用的同时，使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二.过多过细的量化指标将被淡化，政府更加注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把握和调控
在“十一五”规划制定的准备阶段，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就明确提出，要抓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突出战略方针、战略任务、战略布局、战略措施和重大政策，不宜搞过多过细的量化指标。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要通过计划逐一配置重要资源，所以各项指标定得非常细。陈耀认为，过去我们制定的微观具体产业发展计划，更多属于市场、企业和资本自我调整的内容。而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今天，规划将突出宏观性、战略性和指导性，规划指标少而精，而且总体是预测性、指导性的。从“计划”到“规划”，体现了从微观向宏观、从直接向间接、从项目管理向规划管理的突出转变。
专家预测，“十一五”规划将凸显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把握和调控，比如以科学发展观为“红线”，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调考虑资源承载能力，为谋划中国未来五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提供一幅清晰的“路线图”。
三.克服“越位”和“缺位”，政府职能转变迈出新步伐
“十一五”规划将强化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并成为配置财政、税收等公共资源的重要依据。这是政府转变职能、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需要。尤其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要有自我约束，要对百姓有所承诺。那么，“计划”让位于“规划”，是否意味着政府工作更轻松?显然不是。相反，政府面临着宏观经济调控层面的新挑战。裁判员并不比运动员“好当”。“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社会服务”是政府的四大职能，这后两项任务是政府极为重要的职责，也恰恰是当前政府最为薄弱的环节。专家分析，在“十一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如何使政府真正做到既不“越位”，又不“缺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在抓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应加快职能转变的步伐，在公共服务、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更好地履行公共职责。
课题组结语：“计划”让位于“规划”，虽然只一字之改，看似表面的调整，却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变革。不仅体现出政府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更加注重，还体现出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把握和调控更加注重。预示着我们彻底从僵硬的计划经济以及相应社会发展窠臼彻底摆脱出来，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活力。
重要问题之四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新提法凸显发展战略重大转变
背景链接：“十一五”规划《建议》，最值得关注的是，明确提出了几个具有方针性的重要概念，这些重要概念与以往经济体制改革的一般提法有所不同，更清晰地凸显了与发展战略重大转变相一致的深化改革的新内容。
新提法一：建设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这是一个呼应新时期发展战略转变的、统领全局的新提法。这个提法不仅与十六大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同时强调的城乡统筹的指导思想，以及随后连续4次重申的“三农问题重中之重”一以贯之，而且反映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的进一步完善。
如果我们能够根据胡锦涛总书记去年提出的“两个反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重要思想来理解这个“重大历史任务”，就会认识到其所针对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以往简单地强调工业化、城市化，这必然导致城乡差别加大和社会失衡；另一个是，以往比较注重农业生产，而农村社会文化和农民福利事业的投入相对不足。
公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原则性内容是：“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治、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在这之后，过去曾经提过的内容也再次表达：“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在五中全会公报的其他段落中，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关的表述还有两个方面：一是排除干扰，继续坚持“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提法，而不是简单化地强调“加快城市化”。二是把“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与“构建和谐社会”有关的内容予以明确。
新提法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这个提法对十六大之前就已经开始、至今仍然延续着的关于“公平与效率”的不同意见争论，应该有“一锤定音”的作用。并且，这个提法与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具体的政策规定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这些表述的概念是十分清晰的，也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这个提法是在强调已经被四中全会明确过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理念的段落中予以明确的，其现实指导意义自不待言。
新提法三：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置
公报加重强调“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这种显然有紧迫感的提法，与这个提法之前有关“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文字，形成了内在的逻辑相关。
课题组结语：建设新农村、注重社会公平、扩大再就业，以上三个具有方针性的提法，有助于我们理清思想，深化关于进一步改革的具体取向的讨论。
重要问题之五“十一五”期间改革三大特点
背景链接：“十一五”时期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一个阶段。这个时期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时期”。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好“十一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
“十一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三个重要特点：一是深度市场化；二是注重人性化；三是参与全球化。
我国前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是，推进的速度、力度、深度和协调度远远不够。
速度不够是指有些改革进展缓慢，推进之艰难超出预计，以至于改革处于“胶着”和滞后状态。
力度不够是指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比如，垄断性行业等，进行体制性攻坚的力度不够，尤其是对在改革进程中遇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干扰缺乏突破力，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旧体制的复归现象。
深度不够是指有些改革尚属浅层改革，无论是农村土地制度还是国企，特别是央企的产权制度，无论是政府管理制度还是社会分配制度等，都还存在一些深层的问题没有解决，或者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协调度不够是指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缺乏协调和平衡，整个社会缺乏改革的协调机制。
因此，“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抓住这个关键时期，使改革本身向“深度市场化”推进。
深度市场化的战车应该驶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向微观经济主体本身推进。重点是对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事业单位的改革。二是向生产要素市场推进。在“十一五”期间，应该向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管理市场推进，克服严重存在的“要素双轨制”的问题。三是向政府自身管理体制推进。“十一五”期间的中心点是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四是向社会管理和政治体制推进。
为了更好的进行深化改革，需要对前一段的改革模式进行反思。需要按照“深度市场化”的要求来设计新的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现在国家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一新的发展观和改革观极大地开阔了我们改革的眼界，使我们从人本的角度来审视和构思改革的战略问题。也就是改革应该有更大的人文关怀，更加注重人性化。人性化的体制改革，必须考虑民生的问题，也就是“民生类制度创新”，包括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同民生息息相关。人性化改革内容相当宽泛，我们的视野应该放得更宽。
课题组结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由此走上了一条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有鉴于此，需要积极、主动地改革国内现有的体制，并尽可能增加新体制的应变性。现在的问题，不是开放过度需要收缩的问题，而是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问题。要研究进一步扩大开放后中国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就必须从深度市场化、注重人性化、参与全球化的特点出发，从进一步扩大开放和维护国家权益的战略高度来推进“十一五”期间的经济体制改革。
重要问题之六“十一五”期间要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八个突出问题
背景链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无庸讳言，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社会领域已积累了大量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在很大程度上妨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影响了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一是就业问题
我国13亿人口中，年龄为15—64岁的劳动力有9.09亿，比整个发达国家还多3亿以上，劳动力总供给远远大于需求。据测算，2005—2015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增长速度约为1.3%，平均每年新增的劳动力规模达1000万人。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压力相当大，农业部研究表明，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农业部门需要的合理劳动力数量不到2亿，而我国农村实有劳动力5亿左右，有3亿处于剩余状态，而目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规模大约为每年1000万左右。我国城镇从1993年起就步入失业高峰期，2003年我国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总量达到1460万人，加上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00万人，全国有2000多万的下岗和失业人员。今后随着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改革继续推进，还将向社会释放1/3以上的冗员。此外，“十一五”期间还要为26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比“十五”期间多1500多万。就业岗位不足作为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规划“十一五”必须关注的焦点。
二是社会保障问题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全面、系统、公平、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只有个别发达地区在搞医疗保障，救助、养老都还很少；城市社会保障面虽然在提高，但总体上仍是覆盖面小、收缴率低、统筹状况差、抗风险能力弱，远远不能适应需要。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开的数字，从1995年社保制度改革以来，截至2004年底，我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规模累计已达7400亿元，而且每年还会以1000多亿元的速度增加。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全因素之一。
三是收入差距问题
分配差距拉大是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上升，基尼系数已由1981年的0.281上升到2004年的0.465，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有关专家按照五等分测量方法测算，我国最贫穷的1/5家庭收入仅占全部收入的4.27%，最富有的1/5家庭占50.13%。贫富差距逐渐造成的后果是社会上出现了两个差别很大阶层，即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据测算，我国城镇居民中，约有370万户、1200万人处于相对贫困之中。从城市贫困居民的构成看，无收入老人、残疾人以及离退休职工、失业下岗人员等占较大的比例。农村年人均收入低于温饱线的贫困人口近3000万，占农村人口比例的3.8%。以收入差别为主的全面性社会差距拉开，甚至有继续扩大的趋势，社会公正问题浮现，与此同时，以利益矛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各类人民内部矛盾突出，社会不满情绪蔓延，群体性事件增多。
四是社会事业发展问题
多年来，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发展不同步、不协调，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短腿”，农村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更是“短中之短”。联合国发展署2003年公布的数据表明，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相比，中国社会发展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在世界排名中位居第一百零四。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相对落后，公共教育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公共卫生体系、文化事业体系以及社会危机处理体系等没有相应建立和发展，有的很不完善甚至非常滞后。例如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应急体系的严重缺陷。
五是社会治安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一个新的社会治安事件高发期，治安形势一直比较严峻，局部地区治安混乱。经过全国严打整治斗争，刑事和治安案件高发势头有所遏制，但目前刑事犯罪发案总量仍在高位运行，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根据2005年2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群众安全感抽样调查结果，“刑事犯罪”依然是最影响群众安全的问题，选择该项的人数比例达33.01%。侵财犯罪和经济犯罪增长迅速，网络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以及毒品违法犯罪危害日益严重，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继续蔓延。有关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累计超过105万；全国内地的爱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其中艾滋病患者约8万例，主要集中在农村，局部地区疫情比较严重，并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此外，我国安全生产事故总量持续上升，1990年至2002年年均增长6.28%；近几年重大矿难频频发生，2004年我国共有6009名矿工在安全事故中丧生，占世界矿难死亡总数的80%。
六是人口问题
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十分艰巨。据有关专家预测，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将保持在1.8左右，到本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我国人口总量将达15亿左右。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龄人口三大高峰。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就业，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超过了全国人口总量的10%，从而给计划生育、义务教育、社会治安等带来诸多挑战。在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同时，还存在着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的问题。2000年“五普”结果表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升高到116.86，严重偏离正常值10个百分点。此外还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预计到2020年我国65岁及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7%增加到11.8%，峰值到来时将高达23%，这将给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严峻挑战。
七是生态环境问题
在我国工业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以“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为特征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造成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和十分严重的环境恶化问题。资料显示，2003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可是消耗的水泥占全球消耗量的40%，原煤占31%，铁矿石占30%，钢材占27%。我国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生态赤字”的持续扩大不仅威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且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刚性因素。
八是民间组织发展问题
民间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民主政治的发展。随着单位体制的解体，社会分化加快，社会整合难度加大，迫切需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协调利益、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重要作用。截至2003年底，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4.2万个，比上年增长6.8%；民办非企业单位12.4万个，比上年增加11.7%，总体上发展滞后、数量偏少、质量较低、活力不强、作用发挥不明显，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据了解，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一个庞大的非营利部门(NPO)，平均规模大约是：占全国GDP的4.5%，占非农就业人口的5%，占服务业就业人口的10%，相当于政府公共部门就业人口的27%左右。就每万人拥有民间非营利组织而言，法国是110个、日本97个、美国52个、阿根廷25个、新加坡14.5个、巴西13个，而我国只有2.1个，不仅与发达国家，就是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相比差距也较大。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要真正成为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介组织，成为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成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成为与政府、企业并列的第三部门，发展与规范的任务十分艰巨。
课题组结语：“牵牛要牵牛鼻子”。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其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十一五”期间面临着一些极为突出的挑战，其尖锐性是以前的五年计划所没有的。从各种因素的发展趋势看“十一五”期间可能是各种经济矛盾的集中爆发期。我们要敢于正视问题和挑战，着重解决好八个突出的问题，确保“十一五”规划的实施和构建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