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鸡西6月29日电 5月26日至6月25日,218件国图珍藏以及全国十几家图书馆的部分古籍珍品在国家图书馆展览厅免费向观众展出。这项由文化部主办、国家图书馆承办,名为“文明的守望”的展览,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古籍珍品和保护成果展示。展出的每样文物背后,都隐藏着一段传奇,此次讲座将为读者揭开传奇的一角。
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中文善本收藏地,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也是“镇馆之宝”,此外还有很多珍贵的国宝级文物。
《敦煌遗书》——从掠夺中幸存
《敦煌遗书》是1900年6月22日被一个姓王的道士偶然发现的,在莫高窟藏经洞(17窟)不到9平方米的地方,里面居然藏有大概四五万件的敦煌遗书,这些遗书包括有汉文、藏文等多种文字,内容涉及经济、医药、文学、政治等多个方面,从时间上来看,大约是5-11世纪的文献,而正好这个时代的文献资料是非常匮乏的,所以这个发现令世界很震惊。由于当时清政府腐朽无能,所以在发现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一直被外国的侵略者进行掠夺,直到1910年,清政府才下令把剩余的文献从敦煌运到北京。
国家图书馆保存《敦煌遗书》的地方堪称世界一流。原来国图是将敦煌遗书堆放在一个柜子里面,非常拥挤。后来经国家拨款,专门修建敦煌库房,制造了144个由檀木做的柜子,按照《敦煌遗书》的数量做了1万多个盒子,每一个盒子里面只放一卷经书。
《赵城金藏》——变成炭棒也能恢复
《赵城金藏》是在金代刻的一部大藏,因为它藏在赵城县广胜寺,所以后人将它定名为《赵城金藏》。据说这个金藏是由潞州(今属山西长治)民女崔法珍断臂化缘募资修刻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赵城金藏》曾经差点遭日军掠夺,后来在当地的僧众和八路军的通力合作下,辗转很多地方才将此基本完整地保留下来了,但是保存状况非常不好,有些经书受潮后造成霉变成了炭棒,有些经书已经残破不堪。
1949年,《赵城金藏》运至北平,移交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成为国图的镇馆之宝,这是第一批由政府拨交的珍贵善本,标志着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在政府的关怀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永乐大典》——正本离奇失踪
《永乐大典》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有11095,由于规模太大,当时没有进行刊印,因此一直存放在皇家。明嘉靖皇帝非常钟爱这部书,有一天宫中着大火,嘉靖皇帝一夜之间连颁三道圣旨抢救《永乐大典》,之后嘉靖特意命人照原本重录,以另外保存。现在收藏的都是嘉靖年间所抄的副本,永乐年间的本子既没有存的记载,也没有毁掉的记载,至今还是一个谜,有些人猜测是在嘉靖皇上的陵墓里面放着,但是这个陵墓还没有开,所以也无从推测。
国图《永乐大典》的拥有量达到221册,实际收藏量达到161册,其中有60册在古物南运时存在美国,后来被还到台湾去了,但是在其标签上仍然保留这“平馆藏书”的字样,因此还是属于国图的财物。在做敦煌遗书库房的时候,还专门制作了三个大柜子来保存《永乐大典》,其中60个抽屉是空的,就是给台湾60册书留出来的,期待有一天能够再回来。
关于国图收藏的最后一册《永乐大典》还有一个小故事。1983年,在山东掖县文化馆上班的孙洪林,在一本台历上见到了《永乐大典》,才知道家里有本“破书”竟然是国宝。当孙洪林发现时,其天头地脚已经被剪了下来。原来是孙家老太太拿它们做了鞋样或者卷烟抽了。幸好,老太太虽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了敬字惜纸的传统,凡是有字的地方都没动剪子。后被送还国图的时候,工作人员将天头地脚重新修补上去了。
《四库全书》——幸免于难的一库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年间修的丛书,当时一共抄了7部,最初成书四部,分藏于紫禁城文华殿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合称“北四阁”。后来为了方便南方士子读书又续抄三部,分贮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合称“南三阁”。
文津阁本1913年从承德启运,1914年到京后暂存故宫文华殿,1915年由京师图书馆正式接收,现为国图镇馆之宝。而且国图保存的《四库全书》是现今惟一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的一部,共128架,6144函,36304册。
过去认为《四库全书》七部是一样的。上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曾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给使用者以极大的方便。1991年底,当国家图书馆杨讷研究员主持进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原书核对录异的工作时,却有了惊人的发现。在完成的集部和史部中,集部收书1273种,存有差异者788种,占62%;史部收书566种,存有差异者290种,占51%,差异程度也各不相同。
《资治通鉴》手稿——上有司马光亲笔感谢信
国家图书馆还藏有一件久负盛名的国宝级文物———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手稿,原稿全长29行,460余字,是现今《资治通鉴》第92卷的内容,记录的是永昌元年的事情,但文字与现在通行本有很多不同之处。在这卷手稿中,几乎每段史实都只写了开头几个字,以下就以“云云”二字代替。专家据此推测,此残卷可能是《资治通鉴》的初稿。
手稿还附有一封书信“谢人惠物状”,据书信内容推测,手稿的纸张是范仲淹之子范纯仁送给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的,当时的纸张比较珍贵,因此司马光写了一封感谢信,但是在书信的落款之处,司马光没有详写其官衔,而仅用“具位”二字代替,因此专家推测这也不是正式书函。
历史记载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手稿有整整两间屋子之多,但是目前只保留了460余字残卷。手稿的卷末有数十枚红色的藏印,这些藏印也表明从宋、元、明、清以来,历代藏书家将这件手稿视为瑰宝,争相收藏,上面还有乾隆皇帝的藏印,说明皇家也是将此作为宝贝在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