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鸡西11月9日电 天安门广场规划是中国人做的，还是苏联人做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究竟出自谁人之手？亲历人陶宗震先生讲述了鲜为人知的故事。
毛主席确定部分尺度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议定为庆贺共和国10周年盛典，要在北京兴建一些时代纪念碑式的建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原国家建委城建总局局长万里，在长安大戏院作了“国庆工程”设计征稿的动员报告。被列入“国庆工程”的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后由毛泽东亲自定名为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均在天安门广场上。所以，广场整体规划设计与建筑方案的设计同时进行。
我恰在这时调入了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直接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工作。
一天，设计院领导佟铮带来一位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他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要考虑路面经得起60吨坦克的行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以便于游行集会。按上述要求，西单、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经过天安门的有轨电车轨道要拆掉，今后也不设无轨电车。长安街不设架空线路，原来架空的线路改走地下，因此，规划建设了北京第一条地下管线走廊。许多年以后，我才得知这些要求的提出还有一重考虑，就是为了战备需要，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
我考虑，如果严格遵照上级提出的广场道路“一块板”的要求，而且周边的建筑高度又不宜超过中轴线上的建筑，广场就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会很严重。因此，我在做规划设计方案时，尽可能地设法把平板部分缩小。
我构想的天安门广场，与苏欧式广场(如莫斯科红场等)概念完全不同，因此，最后的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不仅没有苏联人参与其间，而且连相关的影响也不存在。而且苏联来华的建筑专家，早在1958年前就都撤走了。1959年春，苏联一个建筑师参观团到中国访问，最早援华的原中央建工部苏联顾问穆欣也随团而来。那时，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的施工正在紧张进行中，穆欣询问起有关的规划设计情况，便由我给苏联建筑师们介绍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的规划设计情况。
当我介绍说天安门广场规划面积为44公顷，相当于5公顷的莫斯科红场8倍时，穆欣站了起来，对参观团的苏联建筑师们说：“啊哟!天安门广场比红场大8倍!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于是，在座者一同热烈鼓掌。
中央领导尊重设计师的意见
在设计过程中，放弃原有的框架、设想，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进行合理更改的情形，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就是万人大会堂的平面设计。
周恩来总理曾对万人大会堂的形状提出过个人倾向性的意见，说要做成类似马蹄的“卵形”的。所以在大多数应选方案的平面图中，万人大会堂都被设计成接近马蹄或鸡蛋的椭圆形。但在对“卵形”礼堂作具体分析时，我发现一个容纳万人的礼堂，如若采用椭圆形或圆形的话，最远的视距将拉长到八九十米，最后一排的人看主席台要作近百米的眺望。
为了容纳万人，礼堂必须做多层挑台，但卵形礼堂的挑台做不深，做深了会遮挡后排座位的人看到整个“台口”，不仅容量小、视距远、视听效果不好，而且势必增多层数，也不符合人民大会堂的性质，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为了将最远视距缩短，使礼堂有较佳的视听效果，经过反复画图和比较，我觉得只有把礼堂做成扇形最合适，最远视距可控制在60米之内，而且只需做两层深挑台。最后，扇形万人大会堂方案被肯定了下来，这也说明中央领导对建筑师们的意见是十分尊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