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资深烟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每次看到有什么控烟措施出台，都不由自主地想鼓掌。这大概是烟民“原罪意识”作祟，还可能出于一种依赖感，指望通过外力作用帮助自己戒烟或少抽点。

　　日前，中国控烟协会举行“烟草税和其在中国的潜在影响”研究成果发布会，多位专家一致建议：每包卷烟增加1元，吸烟者人数将减少1370万，挽救340万人的生命，政府税收将增加649亿元；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大幅提高从量消费税，从目前的0.06元/包，提高到1.00元/包，从长期看，中国应该考虑把总的税率提高到零售价的60%以上。

　　看到这个消息，我马上又准备举双手赞成了。想着就让人激动啊，1块钱既能够拯救烟民于水火，又为政府税收作出卓越贡献，这种事情上哪里去找？照理说，专家该强烈建议每包香烟增加10元消费税才对，那样的话，中国烟民将消失一半，而政府税收可以在这基础上翻10倍。可这该不是在做梦吧？多少国家、专家和控烟组织梦寐以求的无烟乌托邦，居然一夜之间就让人看到了实现的曙光？

　　这一切当然不会是真的。否则，全世界的无烟组织早就揭竿而起了。控烟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在这充满硝烟的战场上，永远存在着各种成本和利益的考量。在《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这本有趣的书中，对此就有十分精彩的分析。其中有一条可谓颠扑不破的“瘾品法则”：“一旦上了瘾，需求量就固定不可少了。”事实也是如此，装满香烟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再想把盒子盖上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后面估计会跟着一望无际的求告无助的烟民。

　　和酒精、咖啡因一起被列为瘾品“三巨头”的烟草，其为人所熟知的鲜明特性，决定了任何控烟政策都必须小心翼翼，谨防适得其反。就说这1块钱吧，对于抽20元一包烟的人来讲，最多就是少抽一支；而对抽2块钱一包的烟民，效果也不见得有多大，我猜烟民们宁愿少吃几口饭也不会因此而戒烟。那么，提高烟草消费税的结果就可能是：烟民依然不见减少，税收却坐火箭升空了。

　　如果继续抬高税负，美国上世纪初期的“禁酒令”，则是前车之鉴。这类故事近两个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不断上演。比如加拿大1989年、1991年两度大幅提高香烟税，结果造成香烟走私大规模扩散——走私者先把加拿大品牌香烟出口，再偷偷地运回来。在加拿大卖45加元的一条香烟，在边境以南的美国只要半价，这产生了所谓的“跨境效应”。而问题就在于，消费税该征收多少才算合理？税负轻了起不到效果，重了却又可能为走私、造假提供政策赞助。显然，这个问题光靠几个专家是找不到答案的。

　　更为严峻的一个现实是，随着烟草税在许多国家政府税收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对烟草税几乎到了不离不弃的程度。换句话说，就像吸烟上瘾一样，各国政府在征收烟草消费税方面，也患了程度不一的“税收上瘾症”。就拿我们国家来说，烟草税收一度(也许至今仍然)是国内极大的税源，2007年全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3880亿元。至于烟草行业成为一些地方的支柱产业和主要税源，也不是什么秘密。这意味着，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已难以舍弃烟草业，而片面提高烟草消费税，将可能进一步加大这种依赖性，直至深深卷入其中、无法自拔。

　　所以我认为，专家们也该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否则再怎么用心良苦，都是为“税收上瘾症”患者打一针兴奋剂，使之病情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