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童大焕先生的文章《保护耕地重在保护农民土地权》，我不完全赞成。具体来说，我完全赞成保护农民的地权，无论是否保护耕地，这都是农民应享有的权利。但是，认为保护了农民的地权，就能保护耕地，却过于浪漫化了。

　　从日本说起吧，这次关于耕地问题的争论中，无数炮轰耕地保护的人士都在拿日本说事，说日本也进口粮食云云，言下之意似乎日本就不保护耕地似的。其实大谬。日本也有着严苛的耕地保护制度，日本政府在粮食问题上的戒慎恐惧不会比中国政府低。如《农地法》第四条规定，农地所有者将自己的农地改变用途或转卖他人，超过2公顷的由国家农林水产大臣批准；2公顷以下的由都道府县知事批准。《农地法》第92条又规定，不经批准，擅自占用农地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1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日本也有土地流转，但和中国一样，也是限定在农用范围内。农用地转非农用地，则受到严格管制。

　　这是因为，农业是低效产业，粮食种植在农业中又属较低效的一种。如种粮食就比种菜效率低，种菜一年可收十几茬，粮食一般只能收两季，没得比。而工业、房产用地比农用地效率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农民拥有了地权，也只会改变国内现有的土地买卖中，利益分配的格局，却很难保证耕地不大量流失。

　　日本之所以粮食要依赖进口，非其所欲也，实乃不能也。日本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国家，近代以后，由于医疗的进步，人口大增，导致本国粮食产量不能供应。这次耕地争论中，炮轰者常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耕地数量与粮食产量没有关系。但日本恰好是一个经典例子，说明耕地数量的减少绝对足以影响到粮食产量，因为日本农业基本是世界最高效者，机械、化肥、灌溉等等要素投入都可算十成完备。《保》中提到美国产粮多，其实也是一个例子，因为美国的可耕地是我国的三、四倍。

　　日本粮食自给率为六成，农产品自给率为四成。之所以如此，简单讲就是日本的粮食补贴特别高，种粮农民都能过上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但我国情况不同，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尚小。《保》文中提到一个数据，国家发改委综合司司长韩永文200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最近几年来中国粮食播种面积连年下降，去年是14.91亿亩。”说“看来还有4亿亩未用来种粮”，似乎地有多。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放弃耕地保护，减少的大约基本上都会是种粮耕地吧，那4亿亩非种粮耕地大约依然不会种粮。你总不能强迫农民种粮食吧。

　　日本也有土地抛荒，因为日本政府虽然大量补贴农民，但年轻一代依然不愿种田，毕竟城市比农村繁华有趣得多，发展机会也更多。这是也是日本政府很头痛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搞土地流转。但农民自行的抛荒，并不是放弃耕地保护的理由。

　　还有，《保》文中提到阿玛蒂亚·森的话，“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这大约也是这次众多炮轰者心里的真正凭持吧。但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此话中用的是“重大的饥馑”这样一个谨慎的说法。其实，即使产粮大国的美国，在大萧条的年代，也出现大面积的人群营养不良。主要是由于穷人买不起粮造成的。

　　民主的优势主要在救济上，不会大量饿死人。但民主并不会直接生产粮食。我国曾因错误的政策导致三年饥饿(当时如果接受国际救济，也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但很多人可能因此产生了认识误区。在不犯政策错误的情况下，粮食依然会歉收的，我们头上这片阴睛不定的天空，始终是粮食安全中最重大的变数。

　　《保》文中提到“如果粮价够高，自然会刺激生产和农业技术投入”，但问题是在出售端，粮价是不能太高的，太高了穷人就会买不起。《保》认为，“国家补贴低收入群体而不直接补贴粮价更好”。从理论上的确如此，但现代社会人员流动性太大，你怎么能保障，那些流动的穷人都拿到补贴呢？如乞丐这个群体，你能想象公务员满大街去找他们发钱么？而国家从责任上说，又不能执行明知会让一部分国民挨饿的政策，所以从技术上讲，只有补贴给粮农才是可行的方案。

　　总之，归根到底，我们要尊重粮食问题的特殊性。有一句话说，这个世界有两样商品是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的，一个是军火，另一个就是粮食了。所有人口多一点的发达国家都以工业反哺农业，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耕地保护的管制，的确是会造成许多问题，但我们要明白，很多时候，我们都只能两害相较取其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