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登出了一篇奇文《与韩国争“周易申遗”的婴孩心态》(以下简称《与》文)，文称国人与韩国争“周易申遗”是一种可笑的婴孩心态。如作者所说：“《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母体”，是我们的先祖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国宝。连老祖宗这样珍贵的的遗产都要被人夺去了，作为一名中国人对此却无动于衷，反而指责嘲笑试图阻止这一剽窃行为的国人，这又算什么心态呢？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无不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特别是那些国宝级的文化遗产，不管它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因为它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文化创造的结晶，是国之瑰宝，也是人类发展进步的阶梯。能够创造这样的文化瑰宝，是一个民族的骄傲，是民族自尊心赖以维系的依据，这使他有资格对世人自豪地宣称：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对人类进步的贡献。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也曾有为某一文化遗产的所有权而发生激烈争夺的事。象古希腊著名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作者，盲诗人荷马去世后，希腊的九个城邦国家竟为了拥有他的出生地的名誉权而发生了一场战争。

　　我们中华民族在她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文化艺术珍品灿若星河，数不胜数。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我们仅仅是向世人展示了华夏文明的小小一角，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惊叹，赞美叫好之声不绝于耳。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更感到保护好我们文化遗产责任的重大。

　　然而，居然有人大白天抢劫，声称我们的宝贵遗产是他家的，这就是我们的近邻韩国。它先是抢去了“端午”这个传统节日品牌，并由此给该国带来了极高的国际影响和财富。尝到了甜头，愈发手痒，如今又要抢走我们的最有价值的文化典籍《周易》。就在国人为此而愤怒声讨的时候，上述《与》文的作者王某人却跳出来，摆出一付博士的高傲面孔，大声呵止国人的正义行动。

　　王博士振振有词，耍了一套偷换概念的把戏，把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的正当行为和禁止这种文化传播混为一谈。他批评中国人“总以为把某种历史文化遗产放到自己口袋里才算有了合法性、上了保险锁。”中华民族以其博大宽广的胸怀，从来都不拒绝自己的文化向海外传播，我们的四大发明，我们的哲学、文学、军事等等宝贵的典籍早就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世界各地。但鼓励文化遗产向外界传播是一回事，保护对自己文化遗产的所有权是另一回事。四大发明早已经传向世界了，可是有哪一个国家敢说那是他们的科学成果？一旦有这样无赖的国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人能够容忍吗？如果有了类似的事情发生，中国人却听之任之，那么这样软弱麻木、愚昧无知的的民族还有什么尊严可谈，它又怎能不为世界各国所嗤笑和鄙夷？由于四大发明来自中国是世人皆知的事，所以才无人敢争。而《周易》则不大为外界特别是西方所知晓，才有人敢打它的主意。然而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母体”，《周易》的重要性绝不在四大发明之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更在四大发明之上。就是这样的国宝，王博士居然可以大大方方地拱手送人。

　　请继续听听这位博士的奇谈：“《周易》的影响超越了中国的国界，成为东亚人民共享的历史文化资源。现在需要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周易》如何能成为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化经典，而不是时刻想着把它收入囊中、据为己有。”奇了怪了，“收入囊中”的前提是它不在我们囊中，而“据为己有”的前提也是它不为我们自己所有。我们中国人的国宝，我们自己的东西，本来就在我们自己手里，怎么还用得着“收入囊中”，而且“据为己有”呢？王达三的意思分明是说：这东西已经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了，或者说，早就充了公了，成了他所特指的“东亚”的财产了。因为有这一说，接下来的逻辑才是：既然是“东亚”共有的，那么韩国要申遗说那东西是他们的，就顺理成章，尽可由着他们去申。而中国人一旦要申遗，就成了把不是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了。王博士不愧是鲁迅所说的“智识阶级”，变换手段还挺高明，不显山不露水，就把中国的国宝给卖了，还容不得中国人说半个“不”字！

　　为了说明保护《周易》所有权毫无必要，王博士还举了圣诞节的例子，说“为什么欧洲人或美国人从来不为圣诞节‘申遗’？”在这里，王博士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欧洲人，特别是美国人，在圣诞节诞生的时候，他们的国家还没有形成呢！查查史料就知道，圣诞节产生在古罗马时代，第一个圣诞节是在公元138年，由罗马主教圣克里门倡议举行。而教会史载第一个圣诞节则在公元336年。那时候不但北美洲是一片蛮荒，连欧州的大部分国家也远没有成形。他们有为圣诞节申遗的资格吗？

　　王博士偷换概念的又一个手法是把“遗产”偷换成“化石”，把我们的文化瑰宝说成是不值钱、不中用的东西。请看王博士的怪论：“‘遗产’就是‘化石’，就是死了或者濒危的东西，就是让人凭吊感叹、同情怜悯的东西，就不能再与人们的生命、生存和生活发生密切联系，甚至不能给孩子们带来简单的快乐，更不用说进入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变成大众的生活方式了。”这是一个弥天大谎，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但应当保护继承，而且可以“古为今用”，造福于当代乃至后世，绝不是什么僵死的“化石”。毛泽东就曾教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王博士以其知识范围，不会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教诲。应当说，他知道得很清楚。然而为了愚弄中国广大的网民，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出卖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寻找辩词，才不惜这样鬼话连篇、大放厥辞。

　　为了诋毁中国的文化遗产，给其“化石”说找根据，王博士还搬出了某个西方学者的一句“断言”：“儒家文化早晚会像‘木乃伊’一样变成博物馆里的展品，让人们参观和欣赏，而不是信仰和生活！”当然，作为个人观点，我们不妨尊重也允许这位西方学者就某一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单凭个别人的判断未必能支持王博士民族虚无主义的观点，还是看看世界上大多数学者是怎样判断的吧：1988年，75位诺贝尔大奖获得者齐聚巴黎，发表了举世震惊的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来，必须回过头到二千五百年前汲取孔子的智慧。”这段报道，不啻是掴在王博士脸上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王博士信口雌黄、云遮雾罩地议论了一大通，最后总算回到本题，他在这里明明白白告诉中国人，保护国宝级的文化遗产不过是“细枝末节”，韩国人要抢走我们的国宝，把《周易》申报成是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让他申报去，中国人大可不必“小里小气”地去争，争什么呀，不是显得我们有些不大方，小家子气吗？

　　这让我想起了那些把祖产挥霍一空，还死撑面子充大方的不肖子孙，人们称他们为败家子。回到本文开头对于《与》文作者是什么心态的疑问，答案已从以上所述中尽展无遗，说麻木心态、卖国心态、汉奸心态，都有些靠谱，也不算过份，但笔下留情，就称作是败家子心态吧。王博士要当汉奸败家子尽管去当，但我们绝不当败家子，十三亿中国人绝不当败家子。

　　这就是我们给王博士和他所代表的一帮“败家子”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