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根据本报记者的掌握，国际金融危机之下，很多地方为了自救，纷纷出台政策，鼓励购买本省市产品，保护地方企业。

　　    如，广西、安徽、南京、杭州、长春、东莞、佛山、海口等地出台了一系列“促销”本地产品的措施。

　　    这一切均发生在2008年10月份之后。

　　    以东部杭州为例。作为在国内率先派发消费券的城市，其直接规定，“为鼓励消费者购买本地产品，在指定直销点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4类本地产品可按面值享受18%优惠，其中由财政补贴企业13%”。

　　    北方汽车重镇——长春市则出台了更为有力的鼓励购买本地产品的规定，“鼓励政府采购及各县(市)、区、开发区在购车和报废更新车辆时，按规定的标准首选一汽集团产品。对新购一汽集团产品并在长春市内落籍的用户，免收新购汽车检验费、验证费。鼓励企业新购、更新设备时，优先选购地方产品。”

　　    长春市还规定，“重点工程项目及重点企业在新购、更新设备招标时，在同质同价的情况下，优先安排本市产品不得低于50%。对购买地方产大马力拖拉机的农民，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地方补贴部分增加10%，并放开数量限制。”

　　    而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某南方大省，类似的举措也逐步走上台面，“我们将制定政府采购办法，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本土企业和产品，确保每年政府采购中一定比例的产品来自于当地。”该省一位市委书记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透露。

　　    在地方政府“保增长、渡难关”的大背景之下，4万亿投资新政中的国家投资，大部分是属于政府采购的范畴，这也为地方政府出台这样的政策提供了契机和空间。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地方保护主义大幕似乎再次开启。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副教授郭学堂就告诉本报记者，“从国际角度来看，只购买当地货物最终结果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和自由贸易体系的混乱”。

　　    不过，安徽省社科联党组书记、社科联副主席程必定对本报记者表示，“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主要集中在政府采购这一领域。”

　　    面对金融危机，在“保增长”的目标下，各地相聚出台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而在众多陆续出台的“鼓励使用本地产品”的措施中，安徽的规定最为详细，也是最早推出该项措施的省份之一。

　　    促进本地产品采购和使用的主要工作由各地经济委员会来做，本报记者手里的一份安徽省经委的名为《扩大内需、帮助企业渡难关，确保全省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文件详细列出了具体的措施。

　　    主要包括：一、鼓励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改项目建设中，使用安徽省能生产的符合项目技术要求的省产工业设备；二、促进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选购列入安徽省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的省产汽车，鼓励城市出租车使用奇瑞、江汽等企业生产的轿车；三、鼓励企业积极使用安徽省产钢铁产品，尤其是引导安徽省内汽车、家电等企业，在同等条件下全部使用安徽省产钢材；四、各级政府投资的项目都要优先使用安徽省产钢材、水泥、钢门窗、浮法玻璃、电线电缆以及配电设备。五是增加安徽省内电煤采购供应。在“皖煤保皖电”基础上，推行皖电用皖煤；六、促进安徽省产烟酒销售；七、各级政府优先采购选用安徽省产品；八、在推进家电下乡的基础上，促进安徽省产农机、化肥向农村市场销售。

　　    这是国内所有地区中第一个详细列出支持汽车、水泥、钢铁等安徽重点产业的省份，并部分列出需要支持的品牌的名称。

　　    本报获悉，在上述八项促销措施出台之后，安徽省有关部门就立即下发了一份文件，要求摸底调查安徽汽车制造企业和年产值3000万元汽车零部件企业的钢材需求状况，以“进一步发挥我(安徽)省钢铁和汽车产业的比较优势，促进(安徽)省产工业品销售，实现优势互补”。并在适当的时候，“组织供需衔接，由汽车企业与钢铁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或整车配送协议。”

　　    由于安徽是汽车制造和钢铁生产大省的状况，在钢铁销售剧降的背景下，安徽出台这样的政策显然恰到时候。

　　    而据本报记者了解，在安徽省出台了上述八条促销措施之后，安徽各地级市也纷纷出台了相应的促进使用本地产品的意见。

　　    以安徽地级市宣城市为例，该市明确规定，“扩大本地产品消费需求，政府采购招标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本地产品，公务接待原则上使用本地产酒。”

　　    对于这种被外界称为“自己顾自己”的做法，安徽省经委综合处处长石象斌显然不同意这种说法，“这是一个提倡，对于政府及下属机构有指导作用，但对于非国有单位、非事业单位，我们只是提倡，现在都是市场经济，他们肯定会有自己的选择权的。”

　　    石象斌告诉本报记者，“考虑到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促进增长，我们推出了这个鼓励政策，比如我们本省的水泥行业本来发展得就很好，所以优先购买本省水泥并不是一件坏事。”

　　    如同国家间贸易一样，一旦经济处于上升期，各国贸易保护措施则较弱，而一旦经济下行，贸易保护措施往往如雨后春笋。

　　    不少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上述城市的做法是一种保护主义的做法。但对于背负贸易保护主义之名，一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地区官员觉得甚是委屈，“现在我们怎么可能管得了那么多企业，我们只是希望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本省的产品而已。”

　　    根据他们的看法，虽然他们鼓励使用本地产品，扶持地方工厂，但一方面是政府采购，本来就可以有权优先购买本地产品；另外一方面，即使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本地产品也“说得过去”，“至少运费下降了。”上述地区官员说。

　　    事实上，除了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因之外，在这个“特殊时期”政府所采取的地方保护主义也存在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尤其得到了当地大中型企业的支持，石象斌对本报记者表示，“这个八条促销措施也可以说是顺着一些企业的要求而诞生的。”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为本报提供了一个保护使当地企业得以迅速发展的例子，其对本报记者透露，“中部某省硬性规定政府接待烟酒一定要使用本地品牌，这就使得这个省的烟酒行业发展非常迅速。”

　　    然而，这场地方保护主义似乎重新回潮带来的负面效果不可小视，外界普遍担心政府的这种行政干预，甚至是过度的行政干预严重违背了市场规律，有识之士也纷纷采取措施应对这种现象。

　　    据悉，2009年1月初的武汉市两会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做出了二十六处修改，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是作为“保增长”举措之一的“制定实施鼓励消费者购买本地产品的具体措施”，在会议表决中被删除。

　　    而被删除的原因就在于有武汉人大代表认为，这条措施有垄断和地方保护的嫌疑，政府可以选择采购本地产品，但不应该要求市民购买本地产品，不能因面临金融危机而破坏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

　　    石象斌也认为：“政府采购可以优先采购本地产品，但对于企业等非政府行为，政府显然不能够进行干预。”

　　    在各地纷纷出台各种政策刺激当地经济的时候，武汉的做法显然值得关注。事实上，早些年曾在上海与湖北两地就发生过因“桑塔纳”与“富康”销售所带来的抵制性地方保护现象，如今武汉的变化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由于地方政府的保护政策，从长远来说，损害了本地企业的竞争能力，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杨帆教授就对这种现象极为担忧。

　　    “关键在于地方保护主义割裂全国市场和民族产业，中央政府如果不能以中央权威打破地方政权的阻碍，允许先进企业跨地区兼并落后企业，那么，全球化，市场化的兼并就会发生：外国公司和国内一些企业联合起来，打垮国内的著名品牌。”杨帆如是认为。

　　    同时，地方政府的过度的保护政策也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损害了市场竞争的效率，也损害了地方政府的形象。

　　    而从地方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来看，地方保护主义会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划分成若干分割的市场，对作为整体的中国而言，负面效应显然高于正面效应。(作者：孙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