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恢复“五一”黄金周的呼声高涨：“两会”上有代表委员提议恢复，网上调查多数人力挺。面对来自地方政府和民间百姓的呼声，国家旅游局新闻发言人日前表示，如果地方政府认为恢复“五一”黄金周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可以试点恢复。话音刚落，重庆市就提出了申请，而广东则变相恢复了这个长假。

　　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恢复“五一”长假无疑具有积极现实意义——能利用公众集中休假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其民意基础，不用民调也可想而知。但刚刚取消一年的“五一”黄金周如果又恢复，作为国家法令，“政策的连续性和严肃性不够”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经济危机总会过去，一旦形势好转了，会不会又有人提出来取消“五一”黄金周？

　　“允许试点”的表态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既然莫衷一是、左右为难，不如下放权力、因地制宜，让各地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自主安排假期。

　　中国是个大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情况千差万别，对假期的需求自然也各不相同，“一刀切”恐怕不尽符合各地实际。比如，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不妨在一些民族节日集中安排假期。再比如，南北方气候、风俗不同，在安排假期时也可以考虑各自特点。如果能够将安排节假日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充分考虑经济状况、民俗传统，甚至季节气候等等各方面因素，设计出契合本地民生需求的节假日安排，应该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从另一个角度看，各地不同的假日安排，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错峰”，有助于解决以往黄金周备受责难的“交通出行困难、突破景点接待极限、破坏文物和环境、只能看人不能看景”等问题。

　　其实，像节假日安排这种涉及广、影响大的公共政策还有很多，它们制订的科学与否，关乎社会稳定和谐。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快速多变性，使公共政策的制订成为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面积大、人口多、情况复杂的国度，全国上下要制定出整齐划一、符合各地不同情况、满足不同民众需求的公共政策，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在全国一盘棋的大原则下，让公共政策因地制宜，渗透“地方变量”，或许制订出的方案能够更符合实际、契合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