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550年,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大调整的一段时期。很多仁人志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构建理想社会的看法。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是这场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然而,孔子的理想并没有得到顺利的展现与实践。尽管他踌躇满志,但最后也不得不转而以教育著书的形式,来寄托他一生的理想与奋斗目标。

　　孔子从小勤奋博学,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尤其对古代的礼仪很有研究,35岁时已是鲁国的礼仪专家。他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作为其一生的主要工作,立志吸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古代圣人的经验,创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个人修养的社会。然而,西周末年,整个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温文尔雅的周礼全然崩溃,原先维持社会政治的“礼乐”制度遭到肆意践踏。当时的鲁国,政权长期受控于大臣,而后来鲁昭公竟然被臣子赶到了齐国。孔子是鲁国的礼仪专家,作为周公的继承人,实在无法接受鲁国的这种政治格局。

　　为了看望被驱逐出境的鲁昭公,同时希望齐国能够给他提供一个施展抱负、实现其理想社会的机会,时年35岁的孔子决定出走齐国,开始他第一次的列国之游。齐景公对于他的到来,虽然非常高兴,还曾热情地询问孔子怎么构建政治理想、社会有序等问题,但由于朝中其他大臣的反对,加上自己目光短浅,最后对孔子采取了“敬而不用”的态度。三年后,孔子带着无奈又回到了鲁国。然而,此时的鲁国政治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对此,目标远大、心怀安邦之志的孔子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暂时打消了出仕的念头,以在家著书、教育的方式为实现政治理想培养人才,积蓄力量。此后的十几年里,鲁国多次发生大臣叛乱事件,这些叛臣也曾邀请孔子出仕,但均被他拒绝。在孔子的心目中,凡是不符合周礼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去做的。后来,可能是鲁国臣子叛乱不断,以及当时社会风气日趋恶化,鲁国政府开始觉得孔子平常提倡的“忠恕”、“仁政”、“德治”等政见,也许对鲁国走出困境有所帮助。所以,孔子在51岁那年被委以中都(今山东省汶上县西)宰(县长)的官位,开始了“五十知天命”的仕途生涯。孔子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政绩卓著,使得中都大治,百姓安居乐业。各地纷纷效法他的治理办法。不久,他就被鲁国聘为大司寇,掌管全国的公安司法工作。在孔子任大司寇的两年里,采取礼治德化和政令刑罚兼重的方法,使得鲁国的刑事案件大幅度减少,社会风气大变,逐渐形成了一个民安政清的政治局面。

　　然而,上述政绩并没有帮助孔子大展宏图,由于孔子一心想用周礼治理国家,触犯了当时权贵的利益,所以反而摧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孔子为了彻底贯彻他的治国理念,向当时实际掌握鲁国政权的皇族“三桓”建议拆除都城,还权威于国君,不料却遭到三桓的猛烈攻击。此后,三桓就处处为难、排挤孔子。无奈之下,孔子只好在他55岁那年,再次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第二次列国之游。十多年中,孔子路经卫、曹、宋、郑、陈、楚,足迹几乎遍及中原各诸侯国,期间受尽了苦难、艰险与凌辱。而他所强调的“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也到处碰壁,君王们不是以沽博爱贤之名对其敬而不用,就是受臣子反对。而孔子也多次受到生命的威胁。例如在宋国,他受到实际掌握权力的大臣桓魋的诋毁,差点掉了脑袋。《论语》里有一句“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说的就是这段经历。

　　公元前484年,孔子的学生冉求帮助弱小的鲁国战胜了强大的吴国。因此,鲁国的君臣把在外流浪了14个年头的孔子请回了家乡。那一年孔子已68岁。这几年流离他乡的人生阅历,使孔子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上鲁国的政治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于是,孔子本着“尽人事安天命”的态度,本着传承古代政治理想的使命和信念,决定在晚年专心于教授门徒、著书立说。

　　在今天看来,孔子努力倡导的理想在当时最终没能实现,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追寻的政治理想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其实,当时其他学派,如墨家的“爱无差等”,与道家“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六十七章)的说法,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