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信息表明，又有一批年轻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包括一位“80后”的大学毕业生当上一个县级市市长。新华网发表一篇题为“年轻干部要夯实信仰之基”的评论，强调担当未来重任的年轻干部必须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执政为民的理念。这两条确实很根本，一是理想、信念和目标，二是根本宗旨。本文想从另个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即年轻干部在政治上决不能相信什么。

　　政治上不能轻易相信的东西不少。但我认为，对所有干部，特别是对未来事业接班人的年轻干部来说，最不能相信的是在中国应当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蛊惑喧嚣。有一则国际笑话说，要想让哪个国家动荡和落后，最好的办法就是引诱它实行“两党制”。

　　多少年来，外部势力特别是西方势力总是喋喋不休地兜售他们的“两党制”和“多党制”，同时变换各种手法诋毁和攻击中国的政党制度。中国内部也总有少数人附和呼应这些论调，主张引进西方的政党制度。而年轻人正是他们竭力争取的对象。年轻人要做到坚信我国的政党制度而不相信“两党制”和“多党制”，必须学会看事实，做比较，从事实比较中得出结论。

　　二次大战后亚非拉出现了一大批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独立的新兴国家，它们基本上都仿效西方，实行“两党制”和“多党制”。上世纪90年代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原来前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也走上“两党制”、“多党制”的道路。放眼世界，看看这么多国家和地区真正取得成功、实现国家稳定发展的例子有多少？有，但是不多。即使是发展得好的，与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没法相比。在欧美，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两党制”、“多党制”运行较为顺畅，但也暴露出许多弊端，每次大选都不同程度地造成社会撕裂，竞选成为政治人物比口才、比“烧钱”的表演，妇女能不能堕胎、同性恋能不能结婚等问题成为一次又一次大选争论不休的话题。

　　我国的政党制度，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不断完善了的政党制度，保障了我国近代史上最长时间的政局稳定，从而为我国过去30年经济以平均9%的速度发展、实现一系列历史跨越和超越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而那些和我国处于相同起跑线甚至原来跑在我们前面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政治纷争不断，互相掣肘，政府更迭频仍，社会矛盾丛生，国家无法集中精力去谋求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越来越慢。有些国家如我们的邻国泰国，本来条件和发展势头都不错，但近年来连续的政党恶斗，弄得国家元气大伤。

　　我国的政党制度，保障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56个民族、宗教信仰多样、地域差别明显、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复杂社会长期保持团结、统一与和谐。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许多比中国国情要单纯得多，但由于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几十年来社会分裂，民族或族群对立，政局动荡，发展停滞。每到大选，充满暴力、血腥和仇恨，政治人物和政党领袖人物遭暗杀的惨剧一幕幕上演，街头对抗、骚乱更是家常便饭。

　　我国的政党制度，维持了国家和社会运转的高效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中国人民执政，它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这样就能减少摩擦、掣肘和种种虚耗。决策一经做出，就能顺畅执行，而且能保持政策连续性，不会有“人亡政息”的情况发生。这种高效率，不仅表现在过去几十年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而且表现在抗御和应对各种重大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方面。中国为什么遇到像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那样严重的自然灾害能很快恢复重建？为什么遇到今年的甲型H1N1流感，能够比许多国家更自如地应对？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亚洲金融风暴和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经济复苏相对较快？这些都应该在中国独特的政党和社会制度中去找答案。

　　有些人只从表面看问题，认为共产党领导、共产党执政，就是“一党专政”，就是“独裁”，就是“没有民主”。其实，这些概念是不能混淆的，更不能等同。

　　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在自身实践基础上、吸收人类执政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而创造出的一种新模式。对一个政党来说，执政之道，集中起来就是处理好两件事：一是民主，二是集中。民主，就是要给人民以说话和伸张、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这样社会才会和谐。但民主、自由离不开法治，也不能以牺牲他人或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和利益为代价。集中，就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正确的意见和主张，有效决策，有效实施，这样才能保证执政效力。中国的政党制度使这两者得到了比较好的结合。每项重大决策和部署推出之前，首先在党内发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民主，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在八个民主党派中展开政治协商。整个民主过程都是理智地、有序地进行，保证了各种意见的充分表达，只要有合理成分的意见都可能被吸收。这种过程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民主精神。而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制度下，每个重大决策都成为政党博弈和争斗的战场，各自代表着一部分选民的利益互不相让，吵吵嚷嚷，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在议会大打出手，最后要么长期吵而不决，要么票决时，一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被彻底排除。

　　一党执政，是不是必然导致“专制”、“独裁”呢？两者没有必然关系。只有在执政党高高在上，不接受人民、其它政党和社会舆论监督、也不进行自我监督的情况下，只有在党的最高领导人凌驾于党的集体领导之上、滥用权力的情况下，才可能走上“专制”、“独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彻底废除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领导职务任期制(同一级领导职务最长任期不得超过两届共10年)，实行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等多渠道的监督机制，从根本制度上铲除了“专制”、“独裁”的土壤。如果今天还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专制”和“独裁”，只能说明这些人偏见太深，或别有用心。

　　有些人说，一党执政必然导致腐败，只有“两党制”、“多党制”才能形成监督，才不会产生腐败。其实这种说法也不符合实际。腐败与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并没有必然联系。腐败通常与市场经济相联系，与有没有严格的财务制度、公正透明的交易制度、税收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审计制度、官吏任免制度、惩戒制度等管理制度有关。实行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中国目前固然存在腐败现象，但那些实行“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国家的腐败问题难道还少吗？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它的腐败指数比中国还高出很多，该如何解释？韩国是多党制国家，不但下层腐败，而且连续好几任总统都因贪污丑闻遭到清算。一些老牌的多党制西方国家，不也常有官员腐败丑闻传出吗？

　　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对贪污腐败分子，一经发现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没有政党竞争之虞。而在“两党制”或“多党制”国家和地区，政党常因选举利益考量而把惩治腐败政治化，自己不愿或不敢惩治本党的腐败分子，对于对立党揭露本党腐败又不甘心情愿，往往站出来竭力为本党腐败分子们辩护。台湾民进党竭力包庇犯罪事实铁证如山的大贪污犯陈水扁，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一句话，中国目前的政党制度，适合中国国情；坚持这项制度，则中国必稳、必强、必富；“两党制”、“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实行这种制度，中国必乱，必散，必弱，必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