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纳尔的《博物志》是我2004年最期待的几本书之一。如果没有我国文学界对“散文诗”这一文学体裁的重视，可能这本书还要过几年才能问世。
为这套“现代散文诗名著名译”丛书作序的彭燕郊先生高度赞扬了散文诗这一文学体裁，并问道“它是否会像自由诗战胜格律诗那样，成为诗歌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呢？”文学算命并非我的强项，但我一直觉得散文诗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已经走向了终结。终结并非完结而是指它已达到完善的状态。
很遗憾我不是以感激而是以反驳的姿态来谈论勒纳尔的这本《博物志》。西方学术界历来轻视文学体裁的分类研究。散文诗在国外一般被视为“杂文小品”一类，可以理解为他们把散文诗列入了散文。散文诗在英语中被称为prosepoem，词典解释为Aproseworkthathaspoeticcharacteristicssuchasvividimageryandconcentratedex鄄pression。即“具有诸如生动的想象和集中表达等诗歌的特点的散文”。朗文、韦伯斯特等词典的解释与此大同小异。散文诗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从“散文”中跳出来迎战“自由诗”的。那不是它的使命。
最早的散文诗《夜之卡斯帕尔》由法国的小诗人贝尔特朗写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他从外国引进了这一题材。这并非严肃的学术问题，我猜源头可能来自荷尔德林的书信体小说《许佩里翁》。从此散文诗便有了两个流派：法国流派和德国流派。德国流派的作家有诺瓦利斯、尼采和里尔克等。“印象中”鲁迅的散文诗《野草》应该受的是德国流派(比如说尼采)的影响。但是查鲁迅的日记，我发现在1934年8月2日，鲁迅将勒纳尔的照片寄给了黎烈文。这说明鲁迅对勒纳尔至少是不陌生的。这张照片后来收入了黎烈文所译的《胡萝卜须》中。这是勒纳尔在中国的最早版本，影响过施蛰存和曾卓等诗人。后来施蛰存先生编的一本随笔中，收入了勒纳尔以及散文诗终结者蓬热的作品。看来施蛰存先生也认为散文诗应该属于散文。散文诗之所以被误认为是诗，大概是因为散文诗只有诗人会写，散文家很少写这种体裁。其实，从文学类型的分类标准来说，有把文学分成“小说、诗歌、戏剧”这样的终级标准，其标准可按“是/不是”来划分。散文诗与非散文诗的判断标准也许只能按“像/不像”来划分。从创作实践来说，与其说诗人发明了散文诗，不如说是诗人把散文写成了散文诗。就像最初诗人荷尔德林写的小说不太像小说而像诗一样。
散文诗真正的奠基人波德莱尔读了二十遍贝尔特朗的散文诗之后在1855年开始写《巴黎的忧郁》。受他的影响，象征主义诗人们很多都开始写散文诗。能让后人耳目一新的却是年仅22岁的神童兼“诗歌恐怖分子”洛特雷阿蒙在1868年写出的《马尔多罗之歌》。蓬热说：“打开洛特雷阿蒙，整个文学便像雨伞一样翻转过来；合上他，一切又立刻恢复正常。”的确如此，从荷尔德林开始的精神编年史的散文诗写法到了洛特雷阿蒙那里，已经很难有所超越了。
静物描写在波德莱尔那里得到了重视，这是散文诗的另一条道路。波德莱尔写了《蛋糕》、《假币》、《绳子》、《窗户》、《纯种马》、《镜子》等类似小品文的篇章。散文诗和具体的物象发生关系这一暗线到了勒纳尔那里才变得明朗。童年生活在乡下的勒纳尔把散文诗和法国的动物寓言写作传统结合了起来。在法国最开始有布封的《自然史》，其中的动物部分启发了达尔文和法布尔，后者《昆虫记》的科学性和文学性都超过了很多普通作家，他称雌蟋蟀“把曾经含情脉脉向自己献上小夜曲的雄蟋蟀打翻在地，扯碎它的翅膀，折断它的提琴……”。在博物学方面作家看来很难有所突破的时候寓言又一次给了他们灵感，勒纳尔和蓬热绝非偶然地都对拉·封丹情有独钟。
《博物志》其实是乡村动物史，在法国是家喻户晓的书籍。他把无情的现实主义贯彻到乡村的各个有动物(更多的是家禽和家畜)的角落。伴随题材相对缩减的是他描写的多样性。他将人世的辛酸感慨倾注到动物世界中。他说黄鼠狼“相貌堂堂”，“穷虽穷，却干干净净。”而且会“上门教书”。他最出名的《蛇》只有三个字：“太长了”，这样的写作不为别的，只为让读者和他一起分享一种“冷冰冰的微笑”。在《赤练蛇》里，他问道：“到底从谁的肚子得来的，这绞肠痧？”《天鹅》在以前的法国动物散文中被写得过多，已经几乎无法下笔，于是勒纳尔另辟蹊径：“浮游而又消逝的云彩才引起它的食欲。”他探索情感的多样性，他将一种迷人的幼稚赋予鸽子，“它们坚信着用嘴尖可以做出孩子”。他不仅发现了(不如说发明)黄鼠狼身上隐藏的职业特点，还“发明”了驴子身上的“小公务员般辛勤的僵硬的碎步”，并辨认出驴子在外形上是“长大了的兔子”。各种选本必选的杰作《蟋蟀》看上去无迹可求，其实也是把蟋蟀当作一个戴手表的人来写，“他给他的微型手表上发条。”“他完事了吗？表打碎了吗？他又歇了一会儿。”“他好像抓着一根小链条一直下到大地深处，装链条的滑轮刺耳地响着。”这实际上是一次游戏的邀约(因为科学和抒情已经被前辈耗尽)。在第一次阅读的时刻，读者会获得一种美学上的解放之感。
没有勒纳尔就没有蓬热。表面上勒纳尔的《蜗牛》和蓬热的《蜗牛》不太像。勒纳尔说蜗牛“伤风的季节怕出门，”“天气一好，他便满处溜达。可是只晓得用舌头走。”蓬热没有利用巧妙的视角(实际上也没有视角可利用了)，他表面上在直接处理素材，力透纸背地指出“泥土穿过它们的身体。它们穿过泥土。这是情趣奥妙的相互渗透。”他戏仿哲学家的口吻：“关于蜗牛，还有许多别的话要说，首先，它自身的湿润，它的冷血，它的延伸性。”然而，在这篇蜗牛伪论文的结尾，蓬热写道：“请不要说蜗牛在这方面和猪相似。不，它没有那种平庸的小脚，那种惴惴不安的碎步小跑。”这是让人想忘也忘不掉的勒纳尔的质朴方式。尽管蓬热曾宣称“……每一位‘名符其实’的作家的写作都必须反对在他之前的所有写作”。
正如德里达所说的，蓬热的写作在“重新发明发明”。的确，从“要么是创造性的，要么什么也不是”这个观点看，散文诗的德国传统和法国传统在蓬热的动物寓言中(他后来甚至写到了洗衣机等物)达到了最高水平。但如果没有勒纳尔的“发明”，“重新”又从何谈起？“熟悉现代散文诗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彭燕郊先生把鲁迅先生的《野草》称之为“整个东方为世界文学作出的最佳贡献之一”。这是一个新发明的说法。据我看来，贡献要得到接纳才能称得上贡献。目前，东方的贡献得到实际接纳的杂文小品是《庄子》(不妨把《逍遥游》当散文诗来读)。彭先生还曾雄心勃勃地将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列入了丛书，并将金斯伯格和圣·琼―佩斯一并纳入散文诗系统。我只能说不像。不过，也许可以提到的是罗伯特·勃莱。他的确写散文诗。他是所谓美国“新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从流派的角度来写文学史是可以的，至少教与学双方都不累。但是从流派来读、来理解文学本身可能是错的。一些人多年来把“新超现实主义”当成“超现实主义”之后西方诗歌的唯一重要流派，把罗伯特·勃莱当成最重要的诗人。我们来看看他的《麦克留海滩上的死海豹》和其他篇什就明白了他与蓬热的差距真不可以道里计。更有甚者，蓬热写有一篇《三十年的牛厩》，在勃莱的《八月的雨里》，我们会看到这样故作正经的一句：“一座有牛粪的二十年的厩棚角落……”
在勒纳尔那里，我们看到了发明之火曾怎样熊熊燃烧。今天，我们只能看到灰烬和轻烟……不过，散文诗在今天喧嚣的流派宣言与诗歌纷争中至少能像明矾那样起到一定的沉淀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