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朱健国日前发表《金文明狙击“中国特级犬儒”余秋雨——访辞书专家金文明》一文，谈到在金文明为代表的学术狙击下，“中国特级犬儒”余秋雨的可鄙面目更清晰了：余秋雨是一个永不认错，永不改过，深信“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真理”的谎言大师。笔者不敢苟同，聊表不同看法，兼与朱健国商榷。

　　众所周知，评论应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并且要尊重历史文化、具体语境。但评论家朱健国语言偏激、论点离齐、论据不足、论证荒谬，无耻吹捧金文明、无限贬低余秋雨，并由此得出余秋雨“中国特级犬儒”的结论，实在是不敢让人恭维。

　　朱健国的论据之一是：《文化苦旅》落选宣判“伪大师”。2008年11月底，在“深圳第九届读书月”举行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本书”评选会上，几位十年前曾极力颂赞余秋雨的评委，竟然反戈一击，欣喜地宣布：余秋雨《文化苦旅》落选，是本次评选会议的重大胜利！落选理由是书中许多“文史硬伤”坚持不改，无法交待。

　　落选就落选了，怎么会是本次评选会议的重大胜利；更不能由此及人，宣判作者就是“伪大师”。这种“成者王，败着寇”的逻辑将朱健国的封建思想、仇视境界暴露无遗。无论入选或落选，并不能见证一本书的好坏，反映一个人的褒贬。如果入选就好人好书，落选就坏人坏书；那还叫什么评选，不如改叫审判，评委亦改称法官算了！

　　其论据之二是：凡是关注“中国特级犬儒”余秋雨的人，大多对金文明先生心怀感激。朱健国认为余秋雨的狂妄逼出了金文明，才使金文明从“欣赏余秋雨”走向“粪土余秋雨”。理由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两本历史散文集，其中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的各类文史知识差错，竟然超出了一百个！本来，金文明想把这些查检出来的问题制成一份勘误表，供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文集重版时作修订参考；但余秋雨声明：所有在“文史细节”问题上跟他“纠缠”的人，都是一些“非专业人士”的嫉妒，是“鸡蛋里挑骨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中华文明岂不要断送在余秋雨这类“散文大家”身上？金文明为此挺身而出，用三个月时间将几年来发现的问题和收集的史料，逐一加以整理和考证，出版了一本20多万字的论辩文集《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一时间洛阳纸贵，余秋雨的“张冠李戴”天下皆知。

　　“余秋雨作品中就不存在任何‘史料差错’？太狂妄了！”朱健国为此大发感慨。文人相轻，自古已然。学术上的争论焉能成为道德人格的攻击目标？即使文本谬传史料差错，又岂能全盘否定作者和文集？对于金文明，读者感激是感激，并不能由此推断出纠错者就博大精深，作者就一无是处！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论据之三是：邵纯抗议“余大师”。与金文明一样，早些年邵纯也是一个“余秋雨粉丝”，曾撰文赞扬余秋雨散文是“彩色的历史叹息”。但是，大概在1999年5月，邵纯先生到上海来出差，买到一本《余秋雨台湾演讲录》，发现余秋雨讲“马寅初两呜示大宁静境界”与事实不符。因此给余秋雨写了一信，诚恳委婉指出上述史料差错，希望再版时改正。余秋雨却虚情假意地草草回复，三年后的2002年，邵纯退休回到上海定居，在书店看到大陆第11次新版的《余秋雨台湾演讲录》，其中关于“马寅初两呜示大宁静境界”的编造一字未改。这让邵纯感到自己遇到了一个巧言令色的撒谎大师。特别是2008年夏天，读到余秋雨“含泪劝告四川地震灾民不要责怪贪官”后，邵纯更是气愤地骂余秋雨。

　　朱健国认为邵纯对余秋雨的反戈一击，事实清晰无法否认，是从学术路径狙击“中国特级犬儒”的又一次“平型关大捷”。文本差错与学术纠错并不能否定作品及作者，这是学界常识。作者撒谎抑或作品撒谎诚然无聊，但据此就认定为学术上的“大捷”未免言过其实，反倒让朱健国幸灾乐祸的丑态与恨不能将余秋雨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嘴脸跃然纸上。

　　最后点评朱健国的奇怪结论：余秋雨这类“中国特级犬儒”具六大特长：有美丽文笔，有如簧巧舌，有郢书燕说的伪学问，有“心中无泪眼含泪”的高超演伎，有暗中献媚钓誉“文化大师”的非凡“公关能力”，还有狐假虎威的“人模鬼样”。笔者发现朱健国讽刺中包藏着赞美，唾骂中暗藏着妒忌，痛恨中夹杂着羡慕；让人搞不清是爱还是恨，是褒还是贬，是恩还是仇；总之，五味杂陈，六神无主，莫衷一是，琢磨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