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定的第二个清明节假期到来之际，中国各地因时而动，再次掀起“公祭热”。不仅公祭黄帝、炎帝，就连他们的祖先伏羲、华胥氏，以及孔子、老子等都要公祭。而在热热闹闹的“公祭”潮中，人们似乎忽视了一些应当纪念的身影。《日本新华侨报》发表署名文章，呼吁中国推动每年举行纪念英雄英烈和死难同胞的国家级公祭活动。

　　这样的呼吁，在瞬间就获得了广泛的公众认同，那些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英烈，也许会为此感到一丝欣慰。与各地政府争着抢着公祭的那些甚至仅仅只是神话人物的先祖们相比，他们为这片土地真实抛洒下的热血，被遗忘在了某一页生疏的历史教科书上——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热血被我们当作祭品，供奉在了烟雾缭绕的各种现代仿刻的石头人像前。

　　也许我们不该反对公祭先祖，即便他们有些可能并不真实存在，那也是我们共同认可的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当这种公祭沦为地方经济利益的眼球项目，其中究竟含有多少祭奠真意，是大可怀疑的。尤其是，当我们一面争相公祭先祖，一面却又遗忘乃至辱没“近祖”，就更能真实辨明那颗祭奠的心是否纯洁了。

　　有媒体报道称，部分地方的烈士陵园得不到足够的保护，有的被用于地产开发，有的甚至沦为养鸡场和麻将馆。这些行为固然可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这是烈士陵园被我们长期冷落之后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倘若我们不是获悉破坏新闻时才想起它们，而是真的被经常性纪念和敬拜，烈士陵园就不至于遭遇那样的破坏。

　　有一个成语叫“数典忘祖”。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的活与英烈的死是存在因果关系的；我们更应明白，对英烈的纪念是我们所有活着的后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个意义上，我们固然需要纪念英雄英烈和死难同胞的国家级公祭，我们更需要基于生者的道德对革命英烈们致以自觉而纯洁的个体纪念。公祭英烈的呼吁之所以会由日本华人提出，也许正因为他们强烈感受到那个国家对先烈前辈一刻不曾淡忘的纪念。我们或许只知道日本首相参拜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却不知道在每年的8月15日更有大批日本普通民众前往致祭。

　　梁文道先生曾言：对比一下陈列了两百多万个灵位的靖国神社和专为军人而设的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原来没有一个专门保存战死军人灵位与遗体的国家级墓园，更没有一个全面纪念抗战死难军民的国家级建设。梁先生“我们该到哪里去纪念抗战死难军民”的诘问，令人心碎。作为二战的战胜国，我们所亏欠于英雄英烈们的，确实不仅仅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国家级公祭。

　　无论是国家级公祭，还是国家级建设，我们需要一直呼吁到实现的那一刻；但在此之前，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呼吁。作为直接受益的个体后人，我们更应自觉而纯洁地表达出个体的纪念，至少我们还有分散各地的烈士陵园，至少我们还有诉诸集体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当然，即便是这种个体的纪念，可能依然有赖于另一种更为可悲的呼吁：烈士陵园至少不要收门票，至少能有一个集中摆放烈士灵位的纪念堂，而人民英雄纪念碑，至少请允许国民自由地向它献花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