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少古人活动遗迹 “番禺南迁”尚待证明 广州古人“远葬”难解释

官洲大火岗北坡汉墓

沙头墓葬

出土铜镜

出土字砖

出土陶制水田

    正在紧张考古发掘当中的官洲“生物岛”让伴随广州考古界多年的一个谜团浮出水面：主持大学城和官洲岛考古发掘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研究室主任张强禄告诉记者，番禺、南沙、海珠一带近年整理发掘的汉代墓葬已经超过200座，仅在官洲岛上，已经发掘的墓葬就有60多座。如此众多的墓葬表明，两千年前广州一带的先民们在这两块土地上的活动相当频密。但是一个令人疑惑的现象是，番禺和南沙的墓葬群极少伴随着古代人类聚落之类的活动遗迹被发现，它们仿佛是毫无征兆地突然出现。这些墓葬的墓主究竟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为何要选择这里作为身后的永久居所？

    番禺南沙汉墓规格不逊广州

    据介绍，番禺、南沙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主要发掘的墓葬群包括崩沙岗墓地、大石墓地、沙头墓地、屏山墓地、员岗村墓地等，其中有些墓葬群的墓葬数量相当可观，如沙头墓地勘探出22座砖室墓，是南番禺区内第一次发现的一个颇具规模的汉代古墓群，而且墓室保存较好，即使放在广州中心区域，如此密集的汉代砖室墓葬也比较少见。又如屏山墓地，范围东西长约1千米，南北宽约250米，共发现了15座汉代的砖室墓，分布在屏山的几个山冈中，而且由于这处墓地在被发现时已经展开基建，一些墓葬遭到破坏，被毁多少已经无法查明。

    而从2003年持续到2004年的小谷围大学城考古，勘探面积达134600平方米，发掘清理的文物埋藏点共35处，清理古墓葬145座，其中汉墓占绝大多数。计划于年内完成发掘的官洲岛上的墓葬中，也几乎清一色是汉墓。

    张强禄说，番禺境内的汉墓多出于东汉时期，所发掘的墓葬无论从墓型还是随葬品规格均不亚于广州同时期汉墓。以屏山墓地为例，虽经盗掘，仍清理出刻写有铭文、数字、符号等内容的墓砖近600块，如此集中和大量地出土汉代铭文砖的现象在岭南尚属首次，仅带有“番禺”字样的墓砖就达4块。更重要的是，屏山一座墓中，出土了一块“番禺都亭长陈诵”字样的墓砖，这表明迟至东汉中期，市桥台地已经成为南海郡东南近海地区拓展的一个重要地点。

    庞大墓葬群与“番禺南迁”有关？

    包括沙岗墓地、大石墓地、沙头墓地、屏山墓地、员岗村墓地，以及大学城、官洲岛多处墓地等在内的多个汉墓群，都分布在今番禺偏北的范围内。张强禄表示，这些墓葬规模普遍较大，并非一般平民之墓，多是有地位或者家产丰富人士的墓葬。但是由于目前并没有古代人的遗骸出土，出土文字提供的线索也有限，因此要还原这些墓葬中墓主在生时的场景还非常困难。因此一连串的考古谜团也就接连冒出：如果汉代这一带没有较发达的城市、村落等人类聚落，为什么像陈诵这样的官员不葬在广州附近，却远葬于大石、屏山、沙头一带？为什么市桥台地不见东汉以前遗存，而在东汉时期突然冒出飘峰北坡、沙头、屏山等数量较多、规模不小的墓？为何广州汉代墓地常见晋、南朝墓葬分布，而这一带的墓群中却没有？

    有些专家推断，这些如同“天外来客”一般的汉代墓群可能和传说中的“番禺南迁”有关：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汉平南越，改筑番禺县城于郡南六十里，为南海郡治，今龙湾古庙之间是也”。这个番禺城“南迁说”成为多年来专家们争论不息的一个观点。按照地理位置和当时的度量计算，新的南海郡治应当在番禺市桥至沙湾一带，但从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来看，市桥沙湾一带乃至珠江后航道以南的番禺境内，还未有发现汉代的遗址和东汉早期之间的墓葬，更没有城市的密集型建筑或衙署类的大型建筑遗迹发现。如果按照记载，这个迁建的治所从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存在长达328年，不可能没有留下遗迹和墓葬的蛛丝马迹。因此“南迁说”仍是一个不确定的“假说”。

    出土文物揭示古港显赫地位

    就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直至南越国之前，岭南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中心都集中在珠江以北的丘陵台地上，如粤北、粤西、粤东等地。到了汉代，汉武帝平南越之后，受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刺激，番禺等沿海口岸迎来了发展契机，这或许也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到了汉代，番禺、南沙一带的墓葬数量会迅速增加。这正如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带动了鄯善、楼兰等西域古国的兴盛一样。

    张强禄认为，汉平南越“武帝使人入海市琉璃”又想要发展海上贸易，因此沿海贸易港口的地位就更加突出。这样的背景下，伴随着战争性的移民、屯兵、屯田，加快对番禺等地区的开发是必然的。番禺、南沙都属古番禺的辖地，又地处珠江入海口，境内河网纵横，地势以低丘和冲积平原为主，珠江的八大河口，有四个分布在这一带，即虎门、蕉门、洪奇门、横沥门，内河及海上交通条件十分便利。加之汉军灭南越后“纵火烧城”，使南越国都番禺城受损，政治地位下降，相应地促进了港口经济地位的上升。

    番禺、南沙一带的汉代墓葬是岭南地区地域发展格局的重要见证，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至少到了东汉时期，岭南地区已经在很多方面大大缩小了与中原地区的差距。例如出土的水田模型等，就可以说明番禺不但在东汉时已经掌握了牛耕技术，而且已经懂得不断围地造田，平整土地等一系列农耕技术，在制陶、禽畜养殖等方面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图：由广州市文物考古 研究所提供 文：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