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的外观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民居（6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３日电（记者徐壮志、张军）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７日，中国共产党独立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诞生。

    “虽然这个共和国只存在了短短几年，但我们都相信，人民的政权是不会垮的。”今年９６岁的老红军王定国说。 

    王定国的丈夫是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她回忆，即使是艰苦的长征中，年过五旬的谢觉哉也始终把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印章挂在脖子上。“他说，这是人民的‘印把子’，将来一定还会有用。”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当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６５岁的谢觉哉担任了新中国的第一任内务部长，和他那批从赣南闽西、从长征路上、从全国各个战场上征战而来的战友一起，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

    回眸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的艰辛历程，我们会记住三个地方：瑞金、延安、西柏坡。

    瑞金：伟大的预演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央苏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次“围剿”的炮声中宣告诞生。

    这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红色政权。

    这是年仅１０岁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国家政权的首次尝试——在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在创建独立武装４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首次以行动向世界宣示：他们要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的崭新政权。

    “晚上，附近的人们都来了，大家纷纷走上街头，提灯游行，庆祝新生活的开始。”９７岁的瑞金籍老红军刘家祁至今记得那一天的盛况。

 人民内务部、人民外交部……一座不大的祠堂，装下了新生共和国的权力机构。地处瑞金城外叶坪的谢氏祠堂，今天已成为当地“红色旅游”的主要支柱。每天，成百上千的游客都会走进祠堂大厅，参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办公地——与历史古都旅游中常见的富丽堂皇的宫殿相比，被木板隔成的这１５个小房间和简陋的桌椅，带给游客们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震撼和思考。

    共和国政府的办公地，简陋的似当地普通农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宣布，‘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江西赣州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凌步机说，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后，立即着手解决困扰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土地问题。

    “深知中国农民疾苦的毛泽东，始终将眼光盯在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上。”凌步机说，早在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颁布了第一部关于农村改革的法律文件——《井冈山土地法》。

    农民获得土地，工人实行８小时工作制，妇女翻身解放，全体苏区人民享受民主权利……在四面是敌、经济困难的条件下诞生的红色政权，坚定地走自己人民政权的道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瑞金曾一度改名瑞京。“美国英国比不上兴国，南京北京比不上瑞京”……面对当家做主的新生活，苏区人民由衷赞叹。兴国党史研究者胡玉春说，当时仅有２３万人口的兴国县，竟有８万人参加红军——一次次艰难的反“围剿”，显示出苏区人民对新生共和国的珍视。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来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一首兴国山歌，记录了当年红色政权的新风气。

    “毛泽东说，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瑞金市党史研究者刘良说，正是从瑞金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第一次获得了执政兴国的经验与教训。

  “‘毛主席’这一称呼，就是在瑞金时叫出来的。”刘家祁回忆，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刘良手中的统计表明，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有１４０多人曾在以瑞金为首都的苏维埃共和国工作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着浓厚的模仿苏联的特点——作为世界上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只有苏联的经验可以借鉴。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策都要报告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刘宋斌说，随着博古等人全面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排斥毛泽东在苏区的正确领导，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每况愈下。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机构不得不与中央红军一起踏上漫漫远征之路，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

    延安：希望的灯光

    小小的煤油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点亮了希望。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窑洞办公室里，游客们总能看到这种不起眼的煤油灯。

    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３日，走过万里长征的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半年后，“七七事变”发生，侵华日军猖狂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最黑暗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擎起了一个民族的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收起共和国的“大印”，将政权改编为边区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和打了１０年仗的敌人握手合作，这个急转弯，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和宽阔的胸怀。”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说。从苏维埃政府到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从中国工农红军到国民革命军，暂时放下创建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肩上担起的是抗击外敌入侵、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在历时８年的全面抗战中，仅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就抗击了侵华日军的三分之二以上，以及几乎全部的伪军。

    “成为听令于国民党政权的边区政府，从形式上来看是退步了。然而，从执政能力建设的角度来看，却是大大的进步了。”刘宋斌说，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得到确立，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了高度统一，这是一个政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七大结束后仅仅两个月，我们就赢得了抗战的胜利。”９８岁的方强老人，一直记得当年悬挂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里那条醒目的标语：“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６４年前，作为代表的方强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老人认为，偏处西北的延安之所以成为照亮中国的灯塔，是因为有党的领导这根“灯芯”。

    延安，成了代表着光明与进步的圣地。一份１９４２年５月的日本人出版的《华北共军现状》披露，北平大学生到大后方去的占２０％，投奔解放区的则达７０％。方强曾回忆，从国统区、沦陷区，从海外，大批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冲着宝塔山上的灯光而来。

    １９４１年６月，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在访问国民政府战时的陪都重庆和延安后，在新加坡的万人大会上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从政治上实行“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推行民主政治；到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不再没收地主土地，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齐佩良认为，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中国共产党，把穷苦偏僻的陕北建成了全国的模范之地，这是执政能力提高的最好证明。

    始终不变的，是人民政权的本质。“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１９４４年，２９岁的战士张思德在劳动中牺牲，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并由此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

    针对小小的边区军政人员集中、群众负担重，深入开展“精兵简政”运动，精简机构和人员；针对国民党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齐佩良说，运动中，毛泽东与群众一起在杨家岭挖地种菜，他的伙食标准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每天３钱盐、５钱油……

    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当年在访问延安１０天后感慨：“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常说的‘为人民服务’。真的，要是我在延安住上１１天，那我一定也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执政探索，正是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设计的民主联合政府蓝图的实践。”张建儒说，在陕甘宁边区的示范和带动下，晋察冀、晋冀豫、晋绥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形成了大体相近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政策，程度不同地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后，为创建新型国家积累了经验。

从西柏坡到北京：伟大的起点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３时，一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定格了那一个历史性的瞬间——历经２８载艰难考验，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成功地创建出一个属于人民的全国性政权。

    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眼里，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在向北平出发时，毛主席说：‘今天是进京赶考’。”今年８４岁的刘长明老人，当年是中央军委作战室参谋。老人至今记得毛泽东那句有力的宣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这是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１０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乘坐１１辆吉普车和１０辆美制十轮大卡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长期奉行“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迎来夺取城市的历史性时刻。

    “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乡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和胜利后中共在各方面的基本政策。”１０４岁的开国上将吕正操，是七届二中全会参加者中唯一的健在者。老人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新中国虽然是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正式宣告成立，但建国的方针大计是党中央在西柏坡确定的，许多准备工作也是在这里开始的。

    “在指挥解放战争的同时，党就开始谋划建立新中国的蓝图。”西柏坡纪念馆馆长王荣丽说，１９４８年４月３０日，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不久，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这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和基础。

    培养干部队伍，健全党委制度和党内民主，改变抗战以来各地方党的和军队的领导机关相对独立的状态，确立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实现政令和军令的统一。王荣丽说，在党的组织上逐步向领导全国政权转变的同时，政务上的准备工作同样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土地法的制定和财政制度的确立……

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由５６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规定了国旗、国徽、国歌；确定国都为北平并改名为北京。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如果说各界对从山沟里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抱有疑问的话，那么，上海的解放，给了全中国、全世界一个肯定的答复。

    为了保护上海，解放军进行了一场“瓷器店里捉老鼠”的攻城战，因为不能使用重武器，７０００多名解放军官兵牺牲，２００００多人负伤。

    时任连指导员的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回忆，解放上海后的第一个早上，蒙蒙细雨中，疲惫至极的战士和衣抱枪，睡卧在马路两侧。“老百姓请我们到房中休息，但我们的战士为了不扰民，都谢绝了。”

    “解放前，上海的资本家说：‘共产党是军事１００分，政治８０分，财经打０分。’”刘宋斌说，解放前，上海市的物价在１１年里竟上涨了４９２．７万倍——如果说１００元法币在１９３７年可以买两头黄牛的话，那么到１９４９年５月，连一粒大米也买不到了。

    从平息涨价风波到稳定工商业，仅仅半年时间，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物价趋于稳定，困扰中国社会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画上了句号。中国共产党向世人证明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宣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郑重提醒全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

    ５３年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到西柏坡，此时的中国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１０万亿，人均ＧＤＰ正迈向１０００美元的历史性关口。而在５３年前，新中国的ＧＤＰ仅为１７９亿美元。

 历史性的新成就面前，总书记向全党郑重提出的，依然是“两个务必”。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６年后的２００８年，中国的ＧＤＰ已达３０万亿，是２００２年的３倍。今天，我们每一天所创造的ＧＤＰ，都相当于１９４９年全年ＧＤＰ的４倍以上。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正大步向前，中国共产党人保持了６０年的“赶考”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