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广州地铁老总、现执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卢光霖，一向是两会上的明星人物。他说话直，常有“经典语录”。昨日，卢光霖又抛出了一个有点“烫”的观点：政府不要再搞最低工资标准了，最低薪水应由市场决定。

　　非常巧合的是，卢代表作上述表态时，美国正好通过总额高达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根据美国会参众两院达成的最终文本，这项经济刺激计划中35%用于减税，即每个美国纳税人将可望拿到400美元的退税，如以家庭计算，最高退税可为800美元；65%用于增加政府投资，用以创造或保留300万至400万个工作岗位。同为应对经济严冬，美国人首先想到的是保障民生、增加福利、扩大就业和减税，而我们相应人士“参议”或“众议”后的结果不是“暂停带薪休假”，就是“取消最低工资标准”。

　　暂且不论一个既拿着国企高管薪酬又享受着政府特殊津贴的人，对最低工资标准会有怎样的认识和敬畏。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卢代表所在的选区业已具备取消最低工资标准的“外部条件”。据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日前发布的预测信息显示，今年春节后将有970万外省农民工南下广东，其中260万左右的人没有明确的就业岗位。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广东省第一季度就业需求预测只有190万人，供过于求，缺口巨大。九三学社广东省委日前集体向广东省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提交一份提案，建议适当限制外省劳工。怎样才能让这种限制最“有理有节”？最好的办法无疑是“最低薪水应由市场决定”。

　　众所周知，最低工资标准多为外来求职者的“专利”，而在劳动力市场明显供过于求的情况下，这种“市场决定”只是存在两种结果：外来求职者要么无奈接受比最低工资标准还低的工资，要么再一次“提前返乡”。这正如布坎南在《财产与自由》一书中所分析：一位农民生产麻布，希望在市场上换回绵羊。但是许多交易者都有剩余的麻布，只有一位交易者有剩余的绵羊。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自愿达成的交易，对出让麻布的人也是不公正的。因此，这种“市场决定”其实只是一种蛮横的单向选择，无论哪种结果都会最终导致求职者的权利贫困。

　　事实上，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涉及很多因素，用工成本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主要目的是维护劳动者最低限度的合法权益，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如果一家企业仅仅因为保证最低用工成本而“不堪重负”，只能证明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存在问题。

　　反过来讲，如果企业生存是以工人权利的绝对贫困为提前，这样的企业还有什么扶持的必要？这样的企业即便扶持起来，又怎样保证他们不是血汗工厂？显然，比经济严冬更让人瑟瑟发抖是权利严冬，因为在经济严冬中，我们尚可相互抱团取暖，而在权利严冬中，唯一能面对的只有毫无人性的丛林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