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来，对于“五四”的纪念与表述，大多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论争，原本内蕴丰厚，值得再三解读的“五四精神”，多年以来，被简略在爱国与卖国的二元表达之间。“五四”之复杂，如同一个热闹的舞台，也如同一个各种新思潮和新主义的试验地。“五四”所呈现出来的种种话题，至今仍有历史回响。

　　“五四”之幕如何开启

　　得从“二十一条”说起。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与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私人会晤之时，提交了几页纸写文件，文件用纸上印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文件内容，便是对中国人自尊心伤害超过任何坚船利炮的“二十一条”。按照条约，中国几乎尽在日本掌控之中。

　　袁世凯当天晚上随即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陆军总长段祺瑞商量日本要求。经过了4天的连续会议，这些军阀和官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决定利用新闻界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

　　日置益在与新任外交总长陆徵祥第三次会见时，责备中国政府一反惯例，不但不压制舆论，反而利用这种舆论。陆对这种指责的回答是：“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这当然是谎话，只是用来作为对付日本人的理由，看上去是冠冕堂皇的。

　　袁世凯政府虽然力图周旋，但是依然不能抵抗日本的压力。5月8日，袁世凯召集黎元洪、徐世昌以及各部总长召开会议，决定接受日本要求。9日夜，外交部照会日置益，承认日本的最后通牒。

　　5月7日和9日，很快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之后“五四”运动的两个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在此时已经埋下了伏笔。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是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内阁总理段祺瑞手中。

　　1916年10月，寺内正毅继大隈重信出任日本首相，当时日本经济正经历着空前的战时繁荣。其财政大臣胜田提出“菊分根”政策，其目的是通过贷款和投资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根基，并使中国殖民化。从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这项政策使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西原借款”。

　　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曾经力主对日本强硬的段祺瑞，开始越来越倾向日本。从1918年的3月到5月这段时间，在得到段祺瑞的许可后，中日就《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进行谈判。根据协定，中国政府允许日本有权在北满洲和外蒙古驻军，允许日本使用中国的军事地图，为中国海军和陆军配备日本教官，此外日本还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权力。虽然谈判是在严加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5月5日，中国留日学生不顾日本警察的干涉，举行了一次集会，会上做出决议，所有留日学生5月20日集体回国。在第二天的另外一次集会上，46名中国学生被日本警察逮捕，这激起了中国学生更大的愤怒。

　　5月21日，北京许多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政法专门学校等高校的2000多名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那时候，巴黎和会还没有召开，但“五四”之幕已经开启。

　　梁漱溟的“反对”

　　1919年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5月4日下午学生们齐聚天安门，两点半左右开始游行。他们挥舞着小旗，上面写着“还我青岛”“拒签和约”“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进发。

　　东交民巷本是学生游行的目的地，学生们本想向美、英、法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不巧，5月4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各国公使都不在。后来，在北大就读的罗家伦等几位学生代表，只好将“说帖”留在了美国。接着，学生要求穿越使馆区游行，但捕房不让通过。

　　此时，人群中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

　　曹汝霖在段祺瑞执政时曾任外交总长，当时任交通总长，曾参与向日本大借款，又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而陆宗舆、章宗祥同为“二十一条”谈判的当事者，此二人都曾留学日本，又都出任过驻日公使。因此，曹、章、陆三人一向被视为著名的亲日分子。

　　4点半左右，愤怒的学生到达曹宅，大叫“卖国贼！卖国贼！”许多学生都向窗口和墙头抛掷石头和白旗子。其间，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取出随身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匡的这一举动被北大学生段锡朋发现，段阻止匡说：“我负不了责任!”段是北大的学生领袖，而北大又是学运中坚，因此，段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一样，自认为是要对此次活动负责的。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章宗祥等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章身着礼服，学生们以为他就是曹汝霖，把他包围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这时，曹家的佣人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忽然，群众中有人又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又去杂货店把章宗祥拖回曹宅继续打。

　　混乱中，很多人可能害怕做得有些太过分了，纷纷散去。此后，军警前来捉人，32个学生被押去警察厅。

　　事后，迫于压力，政府于5月7日上午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该校全体学生，在北大红楼前迎接被捕同学返校。就在大家为学生齐声喝彩的时候，正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给众人泼了一盆冷水。

　　梁漱溟在报上发表题为《论学生事件》的文章，他说：“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

　　梁漱溟的言论被人们视之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反对梁漱溟的意见很快占了上风。北京《晨报》刊发文章《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问题》，认为法律应该为正义事业服务。文章说：“我们人类现在既已承认学生运动是合乎正义的，国家和法律也应该跟着我们人类往一条路上走。那些道德上承认，法律上不承认的话，是野蛮时代的法律，专以维持秩序作目的的……这种法律观，单是救济人治之弊的，在现在的国家内，实在没有什么功用。”

　　《国民公报》发表署名陆才甫的文章《学生无罪》。报社社长蓝公武也发表题为《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的文章，认为群众的正义行动可以侵犯个人自由。

　　陈独秀的被捕及营救

　　“五四”运动爆发后，民愤极大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被免职已成定局。陈独秀和李大钊却在此刻商量着如何把斗争引向深入。

　　6月9日，他们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制作成传单。6月11日，下午7点，陈独秀受友人之邀。来到新世界附近一个名叫浣花春的四川饭馆聚餐，他随身带上了千余份传单。晚餐后，陈独秀到新世界第五层的屋顶花园，凭空一挥，大把的传单如雪片般飘向人群，人群一片骚动……

　　这时，一伙埋藏在暗处的探员立即涌出，把陈独秀抓住。在“五四”这个敏感时刻，陈独秀的被捕，立刻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各大报刊、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及政界人士强烈谴责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汹涌的营救浪潮席卷而来。

　　媒体很快向社会披露了此事。6月13日，北京《晨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申报》等媒体都发出了声援之声。15日，在张国焘等学生的艰苦努力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率先致函京师警察厅；16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联名马裕藻、马叙伦、程演生、王星拱等知名教授40人，致函警察总监；17日，江苏省教育会致函教育部；20日，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联名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等学校29人，致函警察总监，表达各自的看法和支持陈独秀的声明。

　　李大钊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学生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四处传播，通过制造社会舆论压力营救陈独秀。

　　在社会各界的影响下，政界也卷入营救阵营。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陈独秀被捕后也很着急。在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和谈代表许世英时，他郑重地提出了陈独秀在北京被捕之事。他对许世英说：“你们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又说：“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听说，口口声声地表示：“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游说力量还闯入了总统府，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严范孙先生的儿子严智怡带着父亲的手书找到私交深厚的徐世昌大总统。严智怡说：“陈独秀生平的言论思想是一件事，陈独秀因嫌疑传单被拘又是一件事，不能拿他平日的言行来裁判他……藉新旧思想暗潮来兴‘文字狱’，实在于教育前途有碍。”徐世昌听了，“颇动容”，应允“维持”。

　　当年的毛泽东也加入了呼吁释放陈独秀的行列。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署名“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

　　面对日益浩大的保陈声势，实际捕控陈独秀在手的警察总监吴炳湘想早日扔掉这个烫手的山芋了，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作出了释放陈独秀的裁决。1919年9月17日，在监狱拘禁近百天的陈独秀，终于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