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媒体主办了一场题为“致敬——中国梦·践行者”的电视文化晚会，该媒体选了8个人作为“时代标杆”，企业界选的是王石。他们给了王石三个词——企业教父、探险家、不行贿者，让他选一个作为标杆的特征。王石选了“不行贿者”。7月10日，王石在东方卫视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不行贿”：至今还没有揭发一个案例说万科在行贿。

　　王石的选择被许多人视为一种黑色幽默：行贿是违法的事情，不行贿仅仅是不做违法的事情，最低的法律标准竟成为最高的道德准则——熟悉中国现实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儿也不幽默。不行贿，听起来是一种法律底线，可在中国当下的制度语境中，坚守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底线，却需要一种强大的勇气、惊人的毅力和超越世俗的理性。因为难能，所以这种品质非常可贵。

　　一般来说，作为法律底线的品质要求，在道德上就更微不足道了，因为道德常常有着比法律更高的要求。而在“不行贿”上却不一样，在法律上作为底线的东西，在道德上却是一种非常高的要求，一般人很难达到。特殊的体制背景，造就了“不行贿”在法律和道德上的悖反。

　　我向来反感一些人动辄将某种恶归咎于体制，而回避人本身的贪欲，但在“不行贿”上却是一个例外。一般人做不到“不行贿”，并不是人们的道德品质过于低下而不愿“不行贿”，确实是一种坏的体制逼着人们去行贿以获得资源，通过行贿在竞争中占据优势，通过行贿依傍上权力从而不输在起点上。即使行贿实际上并不能起到多少作用，但不行贿就会焦虑不安，感觉会被人挤掉，只有行贿才能让自己心安。有贪官在落马后忏悔时称，别人送礼时如果自己不收，会让送礼者感觉很不安——这其中并不全是为受贿狡辩，确实部分地反映了行贿者的焦虑。

　　权力社会中，权力掌握着许多资源的分配权，法治和规则形同虚设，潜规则大行其道，许多人不得不通过行贿获得资源，这使社会在不行贿、做安分守己的公民的道德上出现了一种囚徒困境：如果自己不行贿，而别人却行贿，别人就会掌握竞争优势，自己会吃很大的亏。考虑到别人的行为，“行贿”可能是对自己最有利的举措，即使行贿败露，也不会受到多大的惩罚，而且在这样的语境中，行贿并不是一件多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在这种不以行贿为耻、臆想着别人一定在行贿的囚徒困境中，行贿必然愈演愈烈，道德必然日益沦丧，底线日益沦陷。表面上人人都痛恨行贿，实际上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时，许多人都选择以行贿寻求资源的分配，结果是规则越来越无人遵守，公民得为资源的分配和竞争支付越来越大的腐败成本。

　　怎么破解这个囚徒困境呢？最好的途径当然是驯服权力和规范权力，把资源的分配权全部交给市场，让权力手中无资源可分配，让资源都在市场中通过法律和规则公平地分配——可是，在法治尚未完善、权力尚未被驯服、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走出这个囚徒困境呢？不能把眼睛看着别人，只能诉诸每个公民自己的美德，用公民的美德集体对抗体制的弊病，从每个人自己做起，用每个公民的道德自觉去破解人们在行贿上的困境。

　　这就是王石“不行贿”的时代标杆意义。社会在行贿亚文化上的道德突围，需要王石式的“不行贿”这个诉诸自身道德信仰的选择，也就是：坚信行贿是一种不道德、不正当、不合法的行为，坚信规则的力量，不管别人行不行贿，不管别人会从行贿中获得多大优势，自己坚持不行贿。这就是公民美德的力量，如果这样的美德得到传播并普及，多数人洁身自好，才能走出行贿的囚徒困境，冲破权力体制的牢笼，陷入恶性循环的道德也才能因此而实现突围。公民不是体制被动的承受者，他们的美德有一种能动的力量，从而撼动体制之弊。

　　从自己做起，因为处处是这样充满说教意味的口号，人们已对这样泛滥的宣传充满逆反心态——其实，这是中国许多领域的道德突围必须的公民美德。在社会的道德失范中，我们已习惯于“把责任推给别人”，谈到道德论丧，习惯的是把矛头指向别人——我行贿是因为别人行贿，别人不行贿我才不行贿；我乱丢垃圾是因为太多的人在乱扔垃圾，为什么不让富人和强者先保护环境？许多人都在乱闯红灯和违反交通规则，我为什么要坚守规则呢？这样互相推卸、互设条件、互为借口的结果，是社会永远走不出不道德的怪圈，甚至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这样的囚徒困境，必须有一个突破口，就是像王石这样每个人的责任自觉，这样的自觉必然需要一个人降低对功利和前提的依赖，不要考虑别人怎么做，不要计算功利得失，否则，道德的囚徒困境根本无法被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