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恩信心满满的背后，就是这个坐落在华盛顿市中心的国际金融机构，正成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最大赢家，并将在国际金融秩序中扮演中心角色。对于这一点，卡恩此前在接受笔者专访时也表现出当仁不让的气势。他说，在这个新秩序中，IMF可发挥领导作用。

    “在应对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上，需要有一个机构发挥领导作用。20国集团(G20)正开始扮演这个角色，但它仍不代表所有国家。”卡恩当时这么说。“IMF能扮演这个角色吗？我认为可以。但首先我们必须能够解决自身的代表性及效率问题。”

    未来的IMF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目前大致有两种答案。

    第一种就是卡恩的构想。在他看来，IMF将会成为一个某种形式的“全球性央行”，手中握有1万亿美元的流动资金，可在成员国陷入危机时伸出援手。作为“央行”，IMF将担负起监管全球金融体系的重任，以后大到各国金融政策以及国际协调，小到公司的高管年薪以及银行资本准备金率，可能都有IMF的踪迹。

    但对于“央行”的角色，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过于激进。IMF政策委员会轮值主席、埃及财政部长加利就认为，“央行”一说“太过极端”，而应该说IMF将会成为国际“结算中心”，担负起监管任何关系到全球金融稳定的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

    这其实就是目前的第二个构想，即让IMF担任二十国集团的常设办公机构。因为G20既无总部、也无太多专职人员，而IMF在应对全球性危机上有经验、有现成的机制，由IMF来执行具体政策是现实的选择。换言之，在以后的全球性经济金融问题上，G20是董事会，IMF则为执行部门。

    在匹兹堡峰会上，G20就赋予IMF对成员国提供经济建议并监督政策落实情况的权力。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伊斯坦布尔年会上也强调，世界期待IMF能在协助评估G20经济和金融政策方面以及为全球经济如何实施再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但合法性从哪里来？这是卡恩的担忧，却也是不争的现实。现在的国际金融体系脱胎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IMF和其姊妹机构世界银行为例，60多年来两机构一直由发达经济体掌控，金融首长完全为欧美国家垄断，这显然背离了当前时代的潮流，也阻碍了世界合作应对危机。

    在前两次国际金融峰会上，G20领导人都重申，要推进IMF和世行两机构的改革，“使其更充分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增强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匹兹堡峰会决定，将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5%的IMF份额。这无疑有助于为IMF赢得更多信任。

    IMF正在获得新生，不管是哪种选择，该机构都可望成为未来金融世界的“联合国”。但联合国缺少了安理会，就无法称其为联合国，IMF会有其特色的“安理会”吗？或者，如卡恩所倡言的，IMF会拥有对成员国经济金融政策“点名和羞辱”的权力吗？这是一个疑问，也肯定会成为改革的难点，尤其是考虑到IMF仍处在西方掌控下的现实。

    在此次伊斯坦布尔年会上，IMF再度重申，将加快份额改革，使之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改革无疑将是艰难而缓慢的。对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来说，改革意味着权力的缩小。因此，在匹兹堡峰会上，G20最终只同意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的5%的份额，而发展中国家原先希望的是不低于7%。

    但没有人能够阻碍时代的潮流。《华盛顿邮报》就认为，尽管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方能成形，但“IMF肯定将在处理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中心角色”。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彼得森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则认为，随着IMF的转变，世界经济运行方式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关系到财政刺激方案的监管、对金融机构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同时我们将以全新方式管理世界经济，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方式。” (本报记者刘洪10月12日发自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