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张伯驹　翻拍资料照片

　  世事变幻，充满着偶然。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动荡不已，如果没有张伯驹其人，《平复帖》、《游春图》等国宝很可能落入无知之人手中，得不到珍惜，更可能流落国外，成为中国文化的又一段伤痛。那个年代，不知道多少国宝遭遇这样的命运。

    说起来，张伯驹与国宝的缘分，有很多的偶然性，一条老规矩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促成了他与古字画的不解之缘。

    张伯驹1898年出生于项城阎楼，他的父亲是张家老六张锦芳。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最大的可能是继承父亲的遗产，成为项城的一个乡绅，但他的命运因另外一个人而改变。在他出生前六年，张家老五张镇芳考中进士，离开家乡做了京官。张伯驹的这个伯父官运亨通，似乎无往不利，但人生不如意事常有，他的两个子女先后夭折，眼看年纪已四十开外，生子无望，传宗接代的事，令他十分苦恼。

    在传统中国，有一条不成文的老规矩：一个人若没有儿子，兄弟中儿子多的就该过继给他一个，为他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同时继承他的家业，可说是两全其美。当初袁世凯就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淮军名将袁保庆，后来袁世凯科举落第，正是由于袁保庆之结拜兄弟、名将吴长庆的提携，袁世凯才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按照这个老规矩，张镇芳兄弟把目光瞄住了张伯驹。1905年，张锦芳带着儿子离开阎楼张家，远赴天津，将7岁的小伯驹过继给了张镇芳。从此，张伯驹远离家乡，成为张镇芳的儿子，一直在天津、北京、上海生活。

    张镇芳一生处于政治漩涡之中，虽然历经沉浮，但他也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关系，按照他的愿望，张伯驹最大的可能是进入军界、政界，或者金融界，但偏偏他对那些都没有兴趣，而是爱上了琴棋书画，爱上了文人雅士的调调，成为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192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爱上了古代字画，从此一发不可收。

    值得庆幸的是，在一系列的偶然之后，100多件文物因张伯驹的出现，避免了流散海外的命运。这可都是些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珍贵文物，如果它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民族文化自豪感想不油然而生都不可能。

    爱因斯坦说：“没有侥幸这一回事，似乎最偶然的意外都是事有必至的。”为了让更多古字画留在国内，张伯驹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智力、财力，不惜卖掉家产，不惜举债，不惜被人斥为“败家子”。在很多人眼中，他成了“张大怪”。

    摆脱政治漩涡

    1905年，7岁的张伯驹离开项城老家，来到天津，成了长芦盐运使张镇芳的儿子。小伯驹眉清目秀，聪明伶俐，用浓浓的河南话叫了声“爹、娘”，张镇芳夫妻顿时眉开眼笑。在以后的日子里，文静、俊俏、懂事的张伯驹，赢得了夫妇俩的厚爱。

    不久，张镇芳就开始考虑儿子的教育问题。当时科举考试刚刚废除，新式学堂匆匆兴起，张镇芳大量捐款兴办新学，但对自己的儿子，他仍愿沿用旧式家塾教育，请来名师为张伯驹启蒙。

    “学须静，才须学；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行义要强，受谏要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张伯驹流畅地背诵《增广贤文》，让老师大为惊叹。私塾教育，本从《三字经》、《千字文》等学起，小伯驹记忆力惊人，几乎过目成诵，老师看到他聪颖异常，又特意增加了《朱子治家格言》等书，但他仍很轻松。这位塾师不由得对张镇芳赞道：“此子聪慧过人，日后必成大器！”张镇芳听后，心中大悦，对儿子的培养更加上心。到了9岁，张伯驹已能写诗，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一时赢得“神童”之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时袁世凯的家属多在项城，传闻有人欲对他们不利，袁世凯即命全家分批迁居天津，将诸子教育之事托付给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及亲戚张镇芳。袁之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都进入新学书院读书。这是一所完全按照牛津大学模式创办的新型学校，袁世凯曾为之捐巨款。为了获得与袁世凯的儿子亲近的机会，张镇芳让张伯驹走出私塾，进入新学书院，与袁氏诸子成了同学。日后，他们真的成了很好的朋友。虽然随着袁世凯的倒台，这种关系政治潜力全无，不过，张伯驹的收藏及名士生涯与诸袁大有关联。

    张镇芳为儿子做的铺垫不止这一桩。像今天的父母一样，眼看儿子年纪渐长，为他的前途考虑，需要选择一个有潜力的“专业”方向。身在政界高层，张镇芳敏锐地看到，在乱世之中，军权高于一切，军界是当时最佳就业领域。于是他为儿子谋划在军界的发展。

    1914年，袁世凯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创立培养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他自己以总统身份亲任团长。此举显然是为了培养私人实力，长期控制军队。模范团的军官，从北洋各师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批毕业生中精选，均降级使用。士兵则精选忠诚可靠、身强力壮、当过正职军官、有过战争经验者。

    张伯驹这年刚刚16岁，显然不符合模范团的选材标准。但在张镇芳的安排下，他破格进入模范团的骑科。

    不过张伯驹并没有按照父亲安排的道路走下去。模范团毕业后，他先后到安徽督军倪嗣冲、川闽两湖经略使曹锟、陕西督军张镇华等处为幕僚。以父亲的人脉关系，在军界混下去，不会没有前程。但那些年军阀混战，国事日坏，与他建功立业的理想相去甚远。在军界，看多了上层人物在权贵面前奴颜婢膝，对百姓敲骨吸髓，彼此之间争权夺利，张伯驹遂“将热心肠冷了下去”，大有“秦关百二，悔觅封侯”之叹，认为“内战军人身份，殊非光荣”，于是不顾父母反对，退出军界，回到家中。

    面对父母的责怪，张伯驹从不顶撞，却也没有听从之意。但母亲的絮叨，也令他十分困惑、苦闷，终日不言，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古代的经典，给了他一方天地，浸润其中，足以远离喧嚣。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他二十多岁时便已读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更是脱口而出。最使他感兴趣的古代典籍是《老子》、《庄子》等。读着老庄，回想父亲的沉浮起落以及清朝的瓦解、袁家王朝的崩溃，超然物外的意绪逐渐深入骨髓，眼前天高地阔，很多原本以为重要的事情变得微不足道。

    于是，在别人的眼中，他的言谈举动不循常规，十分“怪异”。一些朋友送给他一个绰号——“张大怪”。

    儒雅潇洒当世称奇

    “张大怪”的雅号，是孙曜东兄弟送给张伯驹的。此人与张伯驹是换帖兄弟，家世渊源也很深。

    在孙曜东兄弟眼中，张伯驹很多言行举动太不合人之常情：

    “高朋满座，众人谈笑风生，而他觉得话不投机，就坐在一边摸下巴颏儿，一根一根地拔胡子。”

    生活在政治大家族里，却对政治势力始终保持一段距离，跟哪一派的人都算认识，但却都不深交。

    身为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老板，但对“毛票换大洋”的生意经丝毫没有兴趣，完全是个甩手掌柜，总经理有事来问，他不住点头：“是，是，是；好，好，好；可以，可以，你看着办吧。”

    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

    因为这些，孙曜东和其大哥孙仰农给他起外号“大怪”，他也应声，后来亲戚朋友中就叫开了。他给人题写诗词，有时也顺着这个思路，署名为“张大其辞”。

    张伯驹摒弃世俗，全身心投入自己喜欢的事情：填词做诗，学唱京剧，写字作画……他自幼聪颖多才，凡是喜爱的事情，都一心钻研，无不做到极致。

    在欣赏他的人眼中，张伯驹是位“翩翩佳公子”，“面庞白皙，身材颀长，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上个世纪20年代初，“民国四公子”之说在南方出现，并逐渐被京津沪上层社会公认。“四公子”之说有不同的版本，流传最广泛的是张伯驹、溥侗、袁克文、张学良四位，他们都是豪门子弟，而且都多才多艺，潇洒风流，具有传奇色彩。

    溥侗是溥仪的族兄，道光皇帝的曾孙，别号“红豆馆主”。他7岁就被授予二等镇国将军，但却对政治毫无兴趣，是“生就的闲散人”，工词翰，擅书，善画，精于鉴赏，更以皇亲贵胄身份，向众多京剧、昆曲艺人学习，集众艺人绝艺于一身，很多著名的专业演员都要向他请教，号称“票界大王”。他生、旦、净、丑全能，曾一人在《群英会》中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且都技艺精妙，出神入化，轰动京沪。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公子，生性散淡，一生无意政治权位，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文物鉴赏等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尤其一手好字，行草篆隶各体均擅长，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书法家之一。他为人风流倜傥，过的是“有诗有酒不羡仙”的日子。

    张学良是人所共知的人物，曾数次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他在文物鉴赏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但与其他三位相比，作为不同，传统文化素养有很大差距。大约因为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张学良被拉进了“民国四公子”。

    张伯驹与“四公子”中的其他三位都有交往，尤其与袁克文意气相投，过从甚密，一起快意诗酒，其逸事颇为当时上层社会称道。

    大约在1926年，一个偶然的机缘，张伯驹爱上了收藏，并一发不可收，将自己的精力、财力尽数投入其中，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

    那年他偶然到琉璃厂游玩，看到一块康熙早年题写的“丛碧山房”匾额，那匾额底子残破，缺损“房”字，但笔意纵放，正中“康熙御笔”朱文印尚好。张伯驹看了十分喜欢，当即买下，因喜“丛碧”二字繁茂葱茏，从此以之为号。自此，他爱上了古字画收藏。

    收藏，一要有财，二要有才，张伯驹正好都具备。有人说，他似乎是注定为收藏而生。说到“财”，张家积蓄深厚，又是当时最大商业银行的大股东；“才”也不必说，张伯驹自幼聪慧，有惊人的过目不忘本领，又长期浸润于传统文化，素养深厚。喜欢上收藏后，张伯驹全情投入，逐渐成为鉴赏大家。

    对于收藏界来说，当时有着很好的机遇。清朝灭亡后，王公贵族大多失去生活来源，靠变卖家产为生。他们阔绰惯了，有了钱随手就花，花完了再卖东西，家藏的古字画流散市场。更多的藏品出自清廷。早在袁世凯死后，清室优待费就被取消，1924年，溥仪被逐出皇宫，生活更是窘迫，只好大量变卖从宫中带出的字画。大约1927年，溥仪让人将宋李公麟《五马图》、黄庭坚《诸上座帖》等四件字画拿到天津盐业银行抵押。当时，张伯驹正好在天津，力劝银行经理收下。此后，盐业银行又先后收买到文征明《三友图》等多件大内珍品，这些古字画后来大多为张伯驹购得。此时张伯驹本已锻炼出一副好眼力，通过收藏大内珍品，鉴赏字画的功力更是炉火纯青。

    那时，中国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国外，张伯驹对此深为痛惜。最初，他收藏古字画仅仅出于爱好，这时却生发出一种责任感，以保护文物不外流为己任。正如他自己所说，“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是张伯驹一生收藏所遵循的信念，他又实践了这个诺言。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张伯驹试图阻止珍贵文物流往国外，单凭赤子之心，勉力而为，不惜变卖家产，甚至将个人生命置之度外，其人其事，成为收藏界温暖人心的记忆。